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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大學生心情忐忑地走進輔導員辦公室，等待他們的還有反詐民警，以及伴隨一生的污點。近日，某高校5名學生被警方抓獲。為蠅頭小利，他們使用了兩部手機，一部撥通指定的QQ語音，另一部撥打“上線”提供的手機號碼，幾番輪流操作，共獲利1115元，目前警方已通知家人學校，并對其進行行政處罰。
近年來，為境外電詐團伙提供通信線路成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一個重要技術環節。從架設GOIP、為GOIP供卡的卡商鏈到租售GOIP的“線路商”犯罪生態鏈逐漸形成。其中GOIP最簡單的形式，僅需一根音頻數據線，就能將“境外電話”搖身一變成為“本地來電”。
今年全國兩會，最高檢工作報告中提到，五年間，起訴非法買賣電話卡和銀行卡、幫助提款轉賬等犯罪從2018年137人增至2022年13萬人。其中涉案低齡化現象突出，30歲以下的占64.8%，18歲至22歲的占23.7%。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截至2022年1月31日，全國法院一審審結在校大學生涉嫌“幫信罪”案件398件449人，大學生儼然成為“幫信罪”的重點群體。
不少在校學生或剛畢業的無業青年不惜出售自己的“兩卡”給“卡商”來謀利，發展到后期，這些人甚至自己開始參與收卡和販卡犯罪活動，其中有不少為職業技校或技術學院的學生。這些靠賣卡輕松獲取利益的年輕人法律意識淡薄，經受不住誘惑，被電詐團伙利用和操縱，最后淪為階下囚。
4月17日，一陌生男子加學生小張QQ說可以兼職掙錢，每小時100元。小張嘗到甜頭后，便把這種違法犯罪的行為介紹給了自己的另外4名室友。他們只用一根數據線把兩部手機連接就可以實現所謂“音頻共享”， 電話一旦撥通就會有境外不法分子對接并對受害人實施詐騙。由于隱蔽性強、操作簡單，5名嫌疑人自以為找到了一個賺快錢的“好門路”。
詐騙分子尋找幫兇。受訪者供圖
小張和室友們所謂的掙錢“好門路”便是反詐民警常提到的“兩部手機一根線”。鄭州市公安局反詐騙中心民警周玉恒介紹稱，其實就是兩部通過語音線連接的手機，一部手機需要聯網，另外一部手機插的是sim卡，境外詐騙分子便可以通過遠程控制軟件控制境內插卡的手機去給受害人聯系，完成一個境外跟境內人聯系的目的。
近些年冒充客服、公檢法、熟人詐騙及虛假征信類詐騙套路背后都有“兩個手機一根線”的影子。周玉恒稱，詐騙分子通過這些東西聯系受害人，添加受害人社交賬號后，再讓受害人安裝涉詐APP應用，實施詐騙。
前幾年，不法分子在境外通過撥打境外網絡電話來國內進行電信詐騙活動，但因國家管控嚴格和技術防范，此類方式實施詐騙的路徑基本被掐斷。“但是經過架設GOIP設備后，國外詐騙分子就可以國內手機號的方式撥號，因為號碼歸屬地在國內，此類詐騙電話詐騙成功的概率還是很高的。”周玉恒告訴正觀新聞記者。
“他們往往通過這些設備實施冒充公檢法詐騙、冒充購物客服詐騙，這些詐騙一旦成功，往往案值比較大，因此，犯罪分子才會給協助詐騙的大學生錢。”周玉恒說。
除了從事“兩個手機一根線”的黑灰產業務，也有一些高校大學生淪為“租號工具人”“解封工具人”“跑分工具人”等。
“40U一小時”“一分押金也不要”，在社交媒體上，搜索一些關鍵詞時，經常會碰到詐騙分子的留言。詐騙分子會在國內發展諸多代理，一些尋找兼職的學生也會誤入歧途，他們幫助詐騙分子引流拉人、輔助建群，完成后退群領傭金，以為自己兼職是幫商家吸引人氣，卻不知道自己已經走上了犯罪的歧途。
還有一些大學生出售銀行卡、電話卡，幫助詐騙分子實施呼叫轉移。國內各地的“卡商”利用 “內鬼”，召集大學生群體大量辦理手機卡，“線路商”再召集國內“卡頭”從各地的“卡商”處大量收購手機卡，轉發到全國各地的GOIP機房附近，為機房無限量供卡。
更有甚者，為了賺錢，在“跑分”平臺注冊賬號，把自己的收付款碼、銀行卡貢獻出來，并且繳納押金，接受騙子的贓款后，一番洗錢再回流到騙子手中。
周玉恒介紹稱，詐騙分子讓受害人點擊一個鏈接，或者是去下載一個用于詐騙的APP，為了讓受害人去轉賬，實時轉賬，轉出來的錢就到了“洗錢車隊”里去了。從詐騙分子用這些銀行卡洗錢，到車手去取現，最終錢回到金主手中，在這么大的一個鏈條里，基于一個合作的信任關系，誰都不認識誰，而且都是有組織的，這是一個完整的鏈條。
近年來逐漸形成了從架設GOIP、為GOIP供卡到租售GOIP為境外電詐團伙提供通信線路的“線路商”犯罪生態鏈。這條犯罪鏈各個環節都隱蔽極深，也加大了警方打擊詐騙的難度。
一場場電信詐騙帶來了無數人間悲劇。據正觀新聞此前報道，在“殺豬盤”的屠刀下，有人經歷二次詐騙，傾家蕩產，有人及時醒悟止損，有人沉淪其中被騙幾十萬甚至上千萬，有人被“戀人”慫恿不惜當首飾抵房產，背上高額債務。
更有甚者，因電信詐騙失去了生命。2019年8月7日下午，剛從重點大學畢業24歲的姑娘，跟爸爸打了聲招呼后，把自己反鎖在房間里，喝下高度白酒，點燃事先準備的木炭，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悲痛欲絕的父母，從她的房間找到一張滿是淚痕的遺書，上面寫道：她被騙了20多萬元，其中包括借朋友的，貸款來的，無力償還。有朋友回憶，她曾提過一個男人在帶自己投資股票。在留給朋友的電子遺書里，她稱借來的錢被“平臺”一步一步誘導進行充值，為了把錢提出來，她多次充值，最后25萬元全被套了進去。
電信詐騙也讓美滿的家庭的破碎。2021年4月的一個下午，在河北東光縣的一個小鎮上，一名女子用喝農藥的方式結束了她的生命。在喝下農藥前，她給家人寫下了一封遺書。遺書上寫明，她在網上遭遇了詐騙，覺得對不起家人，這才決定自殺。
當地民警在調查其銀行賬戶資金流向時，發現女子在10天左右的時間里，曾多次通過網上銀行向10余個陌生賬號轉賬共計30余萬元。在女子的手機上，民警發現她在案發10多天前，經常登錄一個網上刷單平臺。民警嘗試登錄了她在平臺注冊的賬號，發現她的賬戶上有35萬余元錢處于無法提取狀態。
女子登錄的網上刷單平臺是一個通過網絡刷單返利的購物平臺。民警經過核查發現，這個平臺并沒有進行網絡登記備案，屬于非法網站。這個平臺也是犯罪分子專門包裝后用來詐騙的網絡平臺。
“我知道這種行為是違法的，有時候詐騙分子打完電話后，我還會給當事人發短信，讓他們不要相信騙子的話。”周玉恒曾聽過很多類似的話。在周玉恒接觸的大學生協助詐騙的案件中，不少大學生明知“兩個手機一根線”是違法行為，可依舊經不住誘惑，踏入了幫信罪的“泥潭”。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幫信罪即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詐騙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而在抓捕的犯罪嫌疑人中，也有不少大學生存在僥幸心理。法網恢恢，疏而不漏。近期，鄭州警方抓獲嫌疑人9名，其中7人是在校大學生，其中2人負責聯系上家購買設備，2人負責收集手機卡，5人負責提供手機卡。以上人員按照上線指引以每小時55U的費用架設簡易GOIP設備。目前刑事處理4人，治安處理5人。
在另外一起電信詐騙案件中，鄭州警方抓獲嫌疑人8人，8人均為某大專技師學院學生，部推號碼卡主李某某未獲蠅頭小利將電話號碼出借給任某某，并將向任某某出借電話卡的其余五人，以及任某某同伙喬某抓獲，目前任某某，喬某已被刑事拘留，其余六人依據反詐法罰款。
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認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幫信罪的幫助行為，要求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才構成犯罪，對于一些情節較輕的幫助行為可以給予治安處罰。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 第286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如果年滿十八周歲，不僅會留下案底，甚至影響未來的學習和就業。
“最重要的是為大學生進行網絡普法教育，讓大學生知法，懂法，守法，不會在不經意間，或者出于金錢的誘惑，犯下罪行，影響終身。”付建說。
周玉恒（左一）獲鄭州市公安局大數據智能化應用建模大賽一等獎，受訪者供圖。?
今年4月，鄭州反詐民警張書增曾向媒體表示，目前他們抓獲從事電詐“黑灰產”犯罪嫌疑人中，有40%都在20歲以下。
“今年打擊處理過的學生都有好幾百人了。” 由于來錢非常快，大學生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又快，看到他們步入泥潭，痛失美好前程，從事反詐工作8年的相冰不禁替他們感到惋惜。
相冰在學校進行反詐宣傳。受訪者供圖
“發現身邊的同學使用蝙蝠、Telegram、事密達等境外聊天軟件，大家需及時反映給輔導員。”鄭州市公安局反詐中心教導員相冰也常在高校的反詐講座上對學生開展勸阻工作。他時常用淪為詐騙分子幫兇的大學生反面案例來警示學生。在相冰看來，對涉及電信詐騙的黑灰產鏈類型的犯罪認知不足，導致很多法治意識不強的學生對自己參與之事是否涉及犯罪渾然不知或者抱有僥幸心理。
“有時，學校勸比我們民警勸的效果好多了，一些學生現在不怕民警，反而害怕他的輔導員。”相冰說。在他看來，推進犯罪分子低齡化的勸阻工作，更需要多渠道開展宣傳引導工作，讓青少年充分了解黑灰產違法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謹防自身上當受騙的同時，堅決做到抵制電詐犯罪。
正觀新聞記者 程子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