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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什么每年都要拜黃帝?

          2024-04-11 來源:豫記 分享到:

          三月三,拜軒轅。一年一度的拜祖大典又將如期而至。

          為什么我們要恭拜黃帝?為什么年年我們都要舉行如此盛大隆重的儀式來恭拜黃帝?有媒體說是為了打造城市名片,有媒體說是為了發展文旅,有媒體說是為了促進地方經濟……真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恭拜黃帝并不是我們現代人才有的“專利”,而是我們民族已經延續了幾千年的文化傳承!

          《竹書紀年》里有這樣一段記載: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對黃帝的恭拜,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有了明確無誤的文字記載。秦漢以后,幾乎所有的王朝,包括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把祭祀黃帝列為了國家行為,進行恭拜。

          尤其值得我們銘記的是:抗戰時期,國共兩黨曾三度攜手,共同恭拜黃帝,表明“兄弟鬩于墻,而共御外侮”的民族大義。毛澤東主席為此曾親自寫下祭文:“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斗,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氣壯山河!

          黃帝,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象征,我們豈忘記祖先,有辱祖先!

          陳國振|撰文

          01

          為什么我們要恭拜黃帝?

          黃帝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我們的史是書從黃帝開始的。《史記》如此,《竹書紀年》也如此。

          有了黃帝,我們才真正從蒙昧混沌的自然狀態中走出來,迎來了人類文明的曙光;有了黃帝,我們才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人”,有了思想,有了智慧,有了對明天美好的向往……

          他教會了我們按時耕作、制作衣裳、建造宮室,他教會了我們制作車子和舟船,……他一統天下,制定法度,選賢任能,讓天下變得安寧,讓我們感受到了來自文明社會的溫暖,不再孤苦無依。黃帝開創的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的“精神家園”。

          為什么我們要恭拜黃帝?

          回望一下世界歷史的長河,我們會發現:我們的民族是唯一一個文明史從未間斷的民族。至今《易經》《論語》《老子》等先祖的智慧還在滋養著我們的青年。

          我們的民族曾是世界的“領航者”。從秦漢,到唐宋,到元明清,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還是文化,還是科技,我們曾長期遙遙領先,讓人難忘項背。

          我們的民族也是一個特別有糾錯力的民族。鴉片戰爭以后,我們的民族也曾遭到帝國列強的入侵和侮辱。但在我們覺醒以后,我們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奇跡。

          懷祖追遠,飲水思源,繼往開來。現在我們正處于一個偉大的民族復興時刻。來自國家、省市的領導,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領袖,來自全國各界的優秀兒女,齊聚新鄭,緬懷我們祖先的功業,喚醒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開創出我們更美好的明天。這才是我們恭拜黃帝的意義所在。

          02

          我們為什么要推崇黃帝“文化”?

          那個自由主義者莊子,在戰國時期就說了一句話:“世之所高,莫若黃帝。”為什么黃帝會受到我們的推崇,他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什么薪火相傳的文化?

          首先是:黃老思想,“君子以厚德載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寫過一篇《論六家旨要》,說: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墨家“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嚴而少恩”……但他唯獨對道家,寫了一大段贊美的文字:“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

          大意是說,道家看起來好像什么都不做(無成勢,無常形;無法,無度),但卻通曉宇宙規律,是世間萬物的“主人”,達到“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境界。

          有點抽象,有點難懂。現在高中教材中有一篇柳宗元寫的寓言故事——《種樹郭橐駝傳》,可以當作一個例證。

          郭橐駝——一個身體殘缺的人,他種植的果樹“長安第一”,他的成功經驗卻是,種樹的時候,要像對待孩子一樣小心,但一旦種下,便“置之若棄”!看起來很懶,卻讓樹長成了他該有的樣子。

          漢代學者劉向的語言更容易懂些:“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劉向說,道家講的是國君(君人南面)的學問,作為國君,一定要放低自己的“姿態”。這其實也是對黃老思想的高度總結。

          黃帝之所以被稱為黃帝,是因為他“以土德為勝”,按照現代漢語的說法就是,他有著黃土一樣的性格——黃土不言,卻養育了世間萬物。《道德經》中還有一句名言經常被我們引用:“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唯其不爭,故莫能與之爭。”

          歷史是一面鏡子。

          現在有一種共識是:我們歷史上出現的盛世,基本都是黃老思想的產物,如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如唐朝出現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清朝的“康熙盛世”,以及兩宋時期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潮、今天改革開放的成就……

          我們國家在去年曾進行過一次工業大摸底,發現一家造漁竿的民營企業,竟研制出了制造飛機的高端材料;一種為躲避電子眼而搞出來的涂料,竟被國家拿去搞隱形飛機了……

          其次是:法家思想,“君子以自強不息”。“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我們都渴望生活在陶淵明的“桃花源”里。但這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天下太平。就像黃帝要教人民種植五谷,要教人民制作衣裳,就必須平定蚩尤之亂一樣。

          《莊子》里記載了一個故事:黃帝要去具茨山拜見大隗,正好遇到一個放馬的小孩兒,就向他問路:“你知道具茨山嗎?”小孩兒說:“知道。”“你知道大隗在哪里嗎?”小孩兒:“知道。”黃帝很驚訝:“這小孩兒不簡單啊!不僅知道具茨山,還知大隗在哪里。請允許我向你問一下治理天下的方法吧。”那小孩兒不吭聲,黃帝就再問。那小孩兒只好說:“治理天下,和放馬有什么區別!把害群之馬趕走就行了!”黃帝就向這個小孩兒拜了兩拜,稱他為“天師”。這應該就是法家的來源。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黃帝四經》,其中《道法》開頭就是這樣一句話:“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這句話是說:法家,是從道家分離出來的,或者說法家,也和黃帝思想息息相關。

          為了避免爭議,可以提供兩個論據:在《君正》里更提出“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其思想源頭可上溯于春秋時的管仲、子產。戰國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

          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戰國時期法家先賢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樂毅、劇辛相繼在各國變法,廢除貴族世襲特權,可以使平民通過開墾荒地、獲得軍功等渠道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讓國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機會,瓦解了周朝的等級制度。從根本上動搖了靠血緣紐帶維系的貴族政體。

          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號是“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鑄刑鼎”的子產曾經說過:“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亂世用重典,曹操用的是法家之術,諸葛亮也是。韓國滅掉鄭國后,韓昭侯重用韓非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在韓為相19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十五年間便使韓國強盛起來。

          后來這些著作傳到了秦國,秦王政看完后,發出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但韓非在出使秦國時,沒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賈陷害,被毒死在秦獄中。韓非雖然在生前未能實現自己的抱負,但把法家思想、學說進一步發展,為秦始皇統一天下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變法史,實際上是一部與權貴斗爭史。我們所熟知的劉禹錫,柳宗元這些青年才俊,所革除的正是腐朽“愚誣之學”,“貧國之教”,“亡國之言”,是致使國貧兵弱,乃至亡國的根源。在韓非看來,其他學派的理論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是非不分,統治者如果兼聽他們的意見,就必然引起亂子。商鞅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還有兩個論據,一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寫過兩篇文章,《解老》《釋老》,一是司馬遷在《史記》中,把韓非子和老子、莊子放在了一起。浩如煙海,管窺蠡測。

          還有:橫渠四句,是指北宋大家張載的名言,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當代哲學家馮友蘭將其稱作“橫渠四句”。由于其言簡意宏,一直被人們傳頌不衰。

          1934年9月,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之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君子”是孔子的理想化的人格。君子以行仁、行義為己任。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須是仁義,是事業的正當性。君子處事要恰到好處,要做到中庸。“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孔子曾經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一個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樣,自己過的日子怎么樣,那么這個人就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君子,君子應該是胸懷天下的。

          《論語·憲問》:“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子的這個思想,后來在《大學》中概括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了做一個君子,首先應該搞好自身的道德修養,然后推己及人,去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儒家把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完全寄托在君子的人格上,只有培養出這種全面發展的君子人格,儒家才有可能推行德政,實現明明德于天下的理想。

          內圣外王,白居易,蘇東坡,鄭板橋,一枝一葉總關情。東林黨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文天祥,天地有正氣,黃帝給我們民族注入了“靈魂”!? ?


          分享到: 編輯:周愛巧 統籌:楊觀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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