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
三星堆文化大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巍：
立足國際視野 爭取在國際上出現河南考古的身影
王巍有諸多身份，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三星堆文化大使……同時，他又具有多個“跨界”身份，作家、音樂家、網絡紅人，但他所有的身份又都圍繞“考古”二字。
王巍
他曾走遍眾多考古遺址，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第一到第四階段首席專家、執行專家組組長，他親手挖掘中華文明的證據，為中華文明探源，還擔任三星堆文化大使，他被譽為中國考古學界泰斗級人物。書香門第的他也有自己的“脾氣”，沒有考古人的歌曲，他寫下《我是中國考古人》《仰韶之光》《百年心語》等歌曲。他又是考古圈的網絡紅人，頻頻網絡亮相，在三星堆的直播間答疑解惑，不是他坐不住“冷板凳”，而是定要讓冷僻孤高的考古與眾生對話，為此他欲要寫出一本“東方的哈利波特”，讓世人了解中華民族的輝煌文明。他帶領中國考古隊“走出去”，他們的足跡走過烏茲別克斯坦，也曾首次參與古埃及文明的遺址發掘，如他所言，考古是可以沖破意識形態壁壘，我們除了要了解自己，也理應了解其他文明古國，擴大中國考古的影響力。
如今年至七旬，王巍仍忙于策劃參加各種論壇。在接受記者采訪的前一天，他甚至從上午忙至凌晨3點。但他并不覺得辛苦，在他看來，讓更多民眾了解祖先的過往意義重大，這對他來說是種責任感和使命感。8月29日，王巍受聘擔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在他看來，河南是文物大省，甚至是文物考古的第一大省，他希望能夠發揮本土優勢，立足國際視野，爭取在國際上出現河南考古的身影。
談初心 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
記者：您最初選擇考古專業，是因為對歷史文化有濃厚興趣，還是由于其他某種特定契機？
王巍：1977年10月22日的報紙上寫著恢復高考，彼時距離考試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這也是我們那屆考生的最大特點——根本沒有時間準備。
王巍畫像 受訪者供圖
選擇歷史有著多種原因。我出生在東北長春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學生，學的是生物，我天然喜歡理科。1968年秋季，我入學讀初中，僅念了一年多，就去了吉林的農村插隊。后來回到工廠做學徒，又當了廠里工會的宣傳委員、工會副主任。那時在初中，學習物理、化學并不多，根本考不上理工科。
恰好在1976年，我看過一個紀錄片，名為《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里面展現了秦始皇兵馬俑、滿城漢墓、馬王堆漢墓等文物，這讓我對考古充滿了興趣。我身邊有人說，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這就是我選擇考古的原因。
記者：回國后，您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能談談夏商周的考古工作中比較有意思的事情嗎?
王巍：1982年初大學畢業，我被分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加入了北京隊。我正好趕上大規模發掘，那時北京隊正好要發掘北京房山區的琉璃河遺址，一干就是5年。我們發掘了西周時期的貴族墓地，后來又發現了城。
而在墓地發掘之前，我們發現它在古代就被盜了。發掘過程中，我們發現本該在墓主人頭前的應刻有銘文的青銅器不見了。但非常幸運的是，我們竟然在墓主人的腳邊出土了兩件青銅器，上面的銘文印證了召公奭（shì）封于燕的事實，這個是讓我們非常意外的驚喜。如今這兩件文物成了北京首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文獻記載，西周初年召公奭（shì）封于燕。但是究竟封在哪里卻有好幾種說法，一說在天津薊縣（今薊州區），或在河北淶水等地。而我們在房山琉璃河鎮發掘出現存的夯土城墻、城外貴族墓葬區和城內居址區，斷定就是西周時期燕國的都城和始封地，從而把北京建城史上溯至距今3000年前。
記者：您曾3次獲得“田野考古獎”，并提出“不做沙發‘考古學家’，堅持到田野去”，能講一講您的田野考古的心得嗎?
王巍：我在吉林大學讀的大學，當時的老師是張忠培。
“非常注重田野考古，從田野考古當中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是張忠培老師特別突出的理念。因此，在吉林大學我們那一批學生中，田野考古訓練是最嚴苛的，田野考古的理念也是最堅定的。
后來我在實踐當中也確實看到，考古學家有各種各樣的流派，例如美國的一些學者比較注重從理論的角度提出一些模式，再從考古當中去驗證。這和在發掘當中去發現和解決問題，是兩個不同的途徑。我主張一定要從田野考古的基礎出發，田野考古就像自然科學的實驗室，當你發現一些現象或是文物時，然后去研究、分析、解決。能否解決關鍵在于發掘是否充分，但這個理念是不能改變的，這也是我們中國考古學的一個特點。
談考古 實證中華文明5000多年歷史事實
記者：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如今有什么新的進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意義有哪些?
王巍：文明起源研究是人類歷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課題。從2002年啟動預研究開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開展20余年，涉及考古、歷史、物理、化學、天文、地質、生物等近20個學科，60多個機構、400余位學者參加了研究。
這一工程事關中華文明歷史的重大問題，即中華五千年文明是歷史真實，還是“只是個傳說”？國外學術界曾比較一致地認為，中華文明的開始應從商代晚期使用甲骨文字算起，只有大約3300年歷史。我國古代史學者則根據《史記·夏本紀》的記載認為，中華文明應從夏王朝的建立開始，大約有4000年歷史。“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主要根據是《史記》等古文獻記載。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則是，通過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和多學科綜合研究，實證了中華文明具有5000多年歷史這一事實。
探源工程把對反映各地區文明化進程重要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發掘作為最關鍵的環節，在黃河上中下游、長江上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的近50處遺址有計劃地、持續地開展區域調查和考古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發現，揭示出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間，中華大地不同區域文明的演進，并最終匯聚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和發展道路。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良渚社會進入文明社會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良渚遺址把中華文明的起源從原來國外認定的3000多年更正為現在的5000多年，成為向國內外彰顯和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探源工程則為良渚遺址成功申遺作出了關鍵性貢獻。
記者：您曾說過，從事考古40余年，考古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 能分享一些考古中印象深刻的故事嗎?
王巍：我第一次去三星堆是在1987年，那次的飛機非常顛簸。當看到當時出土的文物，我備受震撼。后來又趕上了三星堆的第二次大規模發掘，我擔任考古咨詢專家組的組長，有幸全程參與三星堆的發掘。
在發掘之前，我的心情還是比較忐忑的，雖然發現了6個坑，但是里邊是否有遺物還是未知，好在經過探測分析里邊有金屬的反應，但還是不能確定有多少遺物。在三號坑往下發掘的當中，發現了大批的象牙，但已經腐朽，經過處理后，我們接著往下挖。最早露出來的是一件比較大的青銅尊，這讓我們非常欣喜，因為它表明距墓底還有好幾十厘米。果然，隨著發掘，我們發現了若干件青銅容器、銅人面具，甚至還有一些沒有見過的器物。所以，考古這一過程，總是充滿著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三星堆的硬件設施也相當不錯。一旦出土絲綢等文物，我們就會采用恒溫恒濕的方艙先將它罩上，使它處于合適的溫度再去清理。三星堆的發掘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考古發掘和文化遺產保護的緊密結合。以前都是發掘完之后，經過輾轉再運到文物的保護和修復的地方，這一過程中，外界的環境條件就可能變化。而挖掘現場的保護就在2000多平方米的大棚里，僅十幾米就到了實驗室，能夠盡快地觀察、保存等，我覺得這都是起到了一個典范的作用。因此，我說新時代考古看三星堆就是這樣的道理。
此外，三星堆的挖掘也吸引了全社會的關注，各種各樣的觀點也在網上傳播，比如外星文明等。我覺得我需要站出來向公眾進行解釋。在我直播的時候，我讓工作人員把彈幕打開，我可以及時地看到大家在討論什么，然后進行正面的回答，但是我做得還不夠。
如今，我們也出了一些通俗的讀物，但是網絡上還會有聳人聽聞的說法，比如，曾有人提到，三星堆的青銅器中含有一種高放射性鉛，而在南非也有，就提出那是從南非輾轉到了三星堆。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其實我們在20多年前就發現殷墟當中有特殊鉛，而在云南也有，所以在云南那邊應該有一些文物會有交流的證據，這種特殊鉛也一定要在商王朝分布范圍內去找，果然前幾年在秦嶺以南地區發現了它的存在。這次三星堆的鉛、銅的成分也和殷墟的是一致的，進一步證明了三星堆與中原文明在青銅原料方面的共同來源。
三星堆的金面具也令公眾好奇，在鄭州商都遺址書院街墓地中，在人骨的頭部發現了面罩，地位低一點的用銅做成，是扇貝形狀，而地位高的人則是用金做的。一些學者會有意無意地強調三星堆的特殊性，事實上，我在黃河流域做了40年的工作，那些出土的商王朝青銅器、玉禮器等，我在二里頭經常看見。目前，我們通過大量的實物得出的觀點是，二里頭的文物和三星堆出土的陶盉都是一樣的，二里頭發明的玉璋向周圍輻射到東南沿海的福建、香港，甚至包括越南北部，那是以中原為中心格局開始形成。
記者：在您的學術歷程中，有哪些人或事，對您的學術研究或者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
王巍：張忠培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他是我上的第一門專業課《新石器時代考古》的老師。他除了立足田野考古，講課也有自己的方法。他站在臺上一講，能立馬吸引我們所有同學的興趣。他還要求我們課后得向他提問題。每次我們都是搜腸刮肚地想問題。有一次，一個同學提了問題，張忠培先生說，這個問題他在課堂上講過，肯定沒認真看筆記。他的話讓我們所有的人都會脊背冒冷汗。正是因為這樣的訓練，他讓我們注意培養思考的能力，如果你想提出一個有點水平的問題，你必須仔細研究自己的所學內容，然后進行追問反思。
談人生 順境還是逆境，每一個經歷都沒浪費
記者：您除了本職工作，平時還有沒有別的興趣愛好?
王巍：我們家在1964年買了一個手風琴，母親喜歡唱歌。受到家里人的熏陶，我對音樂也頗感興趣。我并沒有刻意學習譜子，自己看著就能唱出來，而且我會唱的歌曲，我也能把它譜寫下來。
2021年，恰逢中國考古百年，央視的一位導演朱海，推薦我作一首英雄交響曲。他說，當時中國考古人并沒有自己的歌曲。這句話給我刺激了，我當時決定自己寫一首中國考古人百年心語考古隊員之歌。過往考古的回憶涌入眼前，忙于考古，一走便是半年，在電話都沒有的時候，只能靠書信往來，等等。我是一個父親，卻不能常陪伴家庭。我是一個丈夫，卻不能與妻子朝夕與共。我是一個兒子，卻不能常把父母照應，舍小家為大家，要為中國考古貢獻終生。創作出來的歌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考古人的心聲。
記者：這些年來，在您培養過的優秀學生中，您更注重他(她)的哪些特質?
王巍：首先是人品，為人要正派正直，同時我也看重才能。我比較欣賞有人品的同時兼具才能的人。
我更鼓勵學生具有創造性思維，愿意主動去想一想，多琢磨點兒事。或許有人覺得那是愛幻想，但我并不這樣認為。
考古的人一般都不愿意研究精神世界，因為精神世界猜測的多，很多人都覺得那是瞎想。但是我覺得總得有人進行研究，作為發掘人，你都不去研究猜測，別人更不適合了。所以我是鼓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謹慎發表。到如今，我們的人生經驗積累很足了，但是年輕人有令人羨慕的地方，有沖勁，即使犯一個錯誤，他還來得及改變，所以要給年輕人機會，現在接力棒得交給他們這一代手里。
記者：近幾年，有不少年輕人對考古產生興趣，考古相關專業也從偏門走向熱門。 對此您有何思考?對于有志從事考古的青年人才，您有哪些建議？
王巍：在我們當初報考古的時候，考古是絕對的冷門，甚至還有偏見，考古似乎是挖墳掘墓的職業。現在，考古成了一個熱門，從以往僅有10個大學才有的考古專業，發展到現在100多個考古、文博、文化遺產等專業，學生的數量也呈幾何式的增長，甚至很多女孩子投身考古。
其實考古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學科，也是一個可以取得重大突破的學科。一個剛出校門的年輕的考古工作人員，或許不經意的發現就可能改寫歷史。中國考古是研究我們祖先創造的歷史文化，每一個考古發現，無論大小，都會讓我們的炎黃子孫對祖先的歷史文化有新的認識，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心。
此外，考古是可以沖破意識形態壁壘的，無論是哪個國家，當你在講到人類文明的時候，那完全是暢行無阻的。承載我們燦爛文明的文物擺出來，大家都會由衷佩服。所以我們的責任就是讓炎黃子孫和世人知道我們的輝煌文明。
記者：考古是一個“坐冷板凳”的行業，也有人說您是熒屏上出鏡率最高的考古學者之一，您能談談如何看待自己這種“反差感”嗎?
王巍：甚至還有一些更負面的說法，好像我很愿意出風頭。事實上，并非如此。我之所以這樣，因為明白考古成果大眾化的重要性。
我經常跟我的同事講，寫出來一個冷門的文章，多則有幾百人讀，少則幾個人看。但五六世紀，中亞的一個族群，他們遷徙到中原，后來融入到中國，經商甚至做官，這可以讓幾千萬人感興趣。難道它的重要性就一定比發表幾十人讀的論文的價值要低嗎？
考古百年來的成果太多了，但是真正讓民眾知道的很少。考古研究成果的宣傳，使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少年增強對中華文明的認識和認同，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和底氣，我覺得我更有責任去做這件事。
記者：對您個人而言，您會將自己的人生劃分為哪幾個階段?在每個階段有怎樣的處世哲學?來到古稀之年，您有哪些新的人生感悟?
王巍：從28歲畢業到現在已有42年。后22年，我從事中華探源的研究宣傳，我還寫了幾本小書，目前還在寫一個類似東方哈利·波特的讀物。
前20年又分為兩部分，5年的時間挖掘琉璃河遺址，10年的時間研究東亞地區文化交流，其間我拿了兩個博士，出了兩本書。在拿到第二個博士學位后，我當時面臨一個選擇，究竟是接著研究東亞地區文化交流，還是回到研究中國考古。張忠培老師讓我“回歸主戰場”，研究中國考古，我今天非常感激他。
此外，還有一個感謝的人就是我的博士生導師王仲殊先生。他研究東亞地區文化交流，給我提供了到日本留學的機會，讓我有了開闊的眼界，早些知道國際上的研究動向。總體來說，我這人生經歷中的每一個經歷都沒浪費，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
談河南?推動河南考古走向世界
記者：河南作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區，您參與了河南境內哪些重大的考古項目， 有哪些體會?您能談談對于未來河南如何更好地展現中原文明的面貌和精神特質的思考嗎?
王巍：讓國人和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原文明的面貌，我覺得有幾個途徑：第一是辦好讓民眾看得懂的博物館。原來的博物館只是給考古人看的，甚至學歷史的人都看不懂，因此博物館要講得詳細、通俗。第二，宣傳的內容要讓受眾看得有興趣，運用數字化的手段讓受眾喜歡。第三，要讓受眾受教育。不管是通過文物展現當時的技術與制作難度，還是跟國外的交流，總要有能畫龍點睛的一兩句話讓受眾留有印象，受到教育。
記者：今年8月，您受聘擔任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您對深化中國文明歷史研究、 建設文物強省考古強省等方面有什么計劃，展望日后的成就，您覺得能否在您的人生中增添濃墨重彩的一筆？
王巍：到了我現在的年紀，我也逐漸有些屬于自己的時間，忙些自己的興趣愛好。今年8月29日，省長親自發聘書，我覺得不能辜負這份信任，同意擔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一職。河南是我國的文物大省，甚至是文物考古的第一大省。受聘后，我希望能夠發揮優勢，立足國際視野，爭取在國際上能夠出現河南考古的身影。此外，我也可以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應用一些體制機制，給年輕人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脫穎而出。在未來，我有一個目標，把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建成國際一流的考古研究機構。
記者 石闖 程子鑫/文 周甬/圖
《鄭州晚報》版面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