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復活”，就在中國這個小村莊丨平凡一日

130年前的梵高，創作了1000幅畫一張也沒賣掉，母親甚至會燒毀他的畫作。

130年后的畫工趙小勇，臨摹了十萬張梵高仿制品，不僅養活了全家，妻子、弟弟、小舅子還跟著一起畫畫。

2016年，以趙小勇為視角拍攝的紀錄片《中國梵高》，一經推出就引發了國內外的關注與思考。讓世人知道了“中國油畫村”大芬村，也讓大家了解到畫工這個群體。

趙小勇和他臨摹的梵高作品

大芬村位于深圳附近，占地僅0.4平方公里，卻聚集了8000多名畫工，占據全球70%的油畫市場，2005年的營業額就已經躍至2.79億。

二十多年前，初中畢業的趙小勇從邵陽來到深圳打工，在那個三塊錢能買一斤豬肉的年代，他每個月的工資是1200元。

閑暇時間，他跟著工友一起去附近的大芬村，看望對方做畫工的哥哥。

站在村口，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撼，村頭至巷尾懸掛著五彩斑斕的畫作。工友哥哥告訴他們，這里的人都能模仿莫奈、達芬奇，而且每個月能掙3000元。

如今的大芬村

在二十年后的《中國梵高》記錄片里，趙小勇坐在老家斑駁的凳子上，說起從前淚如雨下，因為父親病逝，母親難以支撐家庭，喜歡畫畫的他只能輟學打工。初中畢業，是他心頭一輩子的意難平。

大芬村令他魂牽夢繞，足值以賭上未來。回到深圳工廠后，他便辭去工作，背著行囊來到大芬村，跟著老鄉學畫。

兩個大男人擠在一間不足15平米的房間里，窗戶狹小，空氣不流通，從11點一直畫到凌晨4點，周而復始畫了一年，卻沒賣出一幅畫。

初來大芬村，趙小勇生活條件很窘迫

畫工之夢悠長無期，窮寒之境處處困擾著他。老鄉出了一個對策，專攻梵高，因為梵高的訂單最多。

他把自己關起來用半年時間臨摹梵高，然后拿著畫作一家家畫廊推銷，卻依然沒人愿意買。迫不得已，他用比市場低了一半的代價換來第一筆訂單，誰曾想，這次打折處理竟然迎來逆風翻盤。

往后，單子像雪花一樣飛來，最多達到2000多幅。嘗到了甜頭的趙小勇將全家人接到大芬村，并且教他們畫畫。

他的老婆臨摹梵高的《向日葵》和《星夜》，弟弟專攻梵高的《夜晚露天咖啡座》，小舅子只畫梵高的《自畫像》......他們一邊看電視，一邊畫畫，半天時間就可以臨摹出一幅作品。

趙小勇在紀錄片里談到分工臨摹的問題

而趙小勇自己，畫一張《向日葵》只需要28分鐘，畫一張《自畫像》只需要22分鐘，連草稿都不用打。

大藝術家們生前天各一方，而今竟然在中國大芬村用另一種方式“相識”。除了“中國梵高”趙小勇，村子里居住著數百位“中國達芬奇”、“中國畢加索”、“中國莫奈”等畫家。

他們的作品被掛在世界各地的紀念品商店、酒店、沃爾瑪超市。市場早已經被大芬村占據。

大芬村村民臨摹出的梵高作品

大芬村村頭醒目地矗立著“大芬油畫村”的石質畫板，村內布滿畫廊、畫室，連街道之間的墻壁上，都掛滿繪畫作品。想要畫，這里有的是，不論哪個作家，哪個派別，都能復制出來。

大芬村如今這樣的規模，源于一個香港畫商的“無心插柳柳成蔭”。改革開放后，內地人工、房租低廉，政策優惠，原本在香港做商品畫生意的黃江，就順勢來到了深圳辦油畫廠。他主要是仿制世界名畫，然后銷往歐美。

開放的步伐快的出乎意料，才一年多，深圳工廠租金就從每月2000漲到了4000多元，黃江迫不得已開始找其他畫廠選址，當時最終看準了偏僻、貧窮、租金低、離香港近的大芬村。

左邊是黃江

大芬村位居深圳附近，但是中間仿佛隔著條隱形貧富結界。深圳人已經看彩色電視了，而大芬村村民以擁有一臺黑白電視機為傲。

1989年，黃江帶著20多個徒弟來到這里畫畫。他原本就是沃爾瑪的供應商，開始并沒有多難。加之當時大陸境內的畫商沒有幾家，市場大競爭小，他的生意一派蒸蒸日上，畫工也越干越起勁兒。

人人都在掘金的年代，金錢信息傳遞速度風馳電掣。外地的畫工、學生知道大芬村有個黃江，都飛奔而來找尋他，希冀能夠靠作畫賺錢。

黃江最早帶來的一批徒弟看到了其中的商機，紛紛自立門戶，畫廠、畫廊多了，畫工的需求量自然也多了，漸漸的大芬村的商品畫生意越鋪越大。

90年代大批人口涌入大芬村

曾經人口不足300，破敗蕭條的大芬村，一夜間變得生機勃勃。

西裝革履的外商，在破敗小屋改裝而來的畫廊里挑選合作方。農民出身的畫工，皮膚黝黑，提著大包小袋，踩在大芬村的泥土地上，尋找投奔的畫廠。

大芬村村內改頭換面，外面的油畫世界潮聲澎湃，曾經被韓國、新加坡、香港、澳門把持的商品畫市場開始決堤，大芬村成為新一代掌舵人。

潮起潮落，物極必反。當大芬村通過臨摹名畫搶占了全球市場時，畫工們迎來的，卻是身份上的尷尬。

梵高曾經說過：“沒有什么不朽的，包括藝術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藝術所傳遞出來的對人和世界的理解。”

大芬村的畫工，畫的是別人的作品，沒有自己的創造，談何傳遞自己對人與世界的理解。

大芬村村民正在臨摹梵高作品

甚至在大芬村，很長一段時間流行“流水線模式”，每個人只臨摹畫中的一部分，這樣能夠最快提高作畫效率。

剛開始，對于一些畫工而言，畫畫只是養家糊口的手段，他們不關心畢加索、梵高的生平，不明白自己臨摹的原畫表達了作者的何種情感，也不清楚梵高們對于后世藝術而言，地位多么舉足輕重。

他們在乎的是臨摹一幅畫可以掙多少錢，在乎的是家里等著吃飯的幾口人。

《中國梵高》里，趙小勇慶幸自己比梵高幸運得多，因為梵高的畫賣不出去，而他已經賣了十萬多張。

他甚至遐想過，也許自己比梵高還要了解梵高，梵高不一定記得自己畫過的每一筆，而趙小勇臨摹了幾十萬遍，對于每個筆畫早都熟記于心。

趙小勇站在真正的梵高作品前

但是，當他有機會去到荷蘭阿姆斯特丹，站在梵高美術館的地板上，凝視著《向日葵》、《自畫像》、《杏花》、《鳶尾花》、《吃土豆的人》、《阿爾的臥室》時，突然呆楞住了。

“不一樣，顏色不一樣……”在梵高自畫像前，他隔著圍欄，彎曲身體一直往前湊，鼻尖都快碰到畫面了，喃喃自語道。

敬畏梵高與自我質疑的情緒在他心里相互交織，逼著他思考自我藝術表達。

回國后，趙小勇很少再接梵高的單子，開始畫家鄉的老屋，畫遠方的田野，畫自己的自畫像。

畫了二十年梵高，如今他終于開始去表達自己。

和趙小勇一樣，走過大芬村二十多年的畫工們，越來越多的開始做起原創。畢竟，沒有人愿意做別人的影子。

大芬村村民楊明正在創作原創油畫作品

曾經他們看的是梵高的畫，看的是生意。畫了二十多年，他們早已經和梵高有著難以割舍的情懷，他們真心替梵高難過，有個姑娘在說起梵高的悲慘命運時，痛哭了起來。

“產業鏈底層的贗品制造者，也有仰望星空，追求偉大的權利。”

他們想做原創，想去表達自己，一家家找畫廊推銷自己原作時的樣子，宛如梵高當初擎著畫，一個個找買家。

一樣艱難，一樣困苦，卻不愿意服輸。

（部分圖片來源于《中國梵高》紀錄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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