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機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統一裁判尺度，無疑為社會提供了明確的指引，有助于形成積極的監督氛圍
據《人民法院報》3月3日報道，最高人民法院近期發布了4則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典型案例。其中一個案例，購買者張某在兩天內兩次購買46枚過期咸鴨蛋，分46筆交易結算，起訴要求超市按照每筆交易1000元的賠償標準，共計賠償46000元。法院最終判決超市退還張某46枚咸鴨蛋購物款101.2元，賠償金按購物款的十倍賠償1012元。也就是說，將46筆訂單視為一筆交易，適用“退一賠十”賠償標準。
視頻截圖
此案中，張某的行為屬于典型的知假買假。他故意拆分訂單并多次小額支付，顯然是熟知《食品安全法》的賠償規定——賠償不足1000元按1000元賠償。而同一時期，張某還涉及多起類似打假案件，這顯然不同于普通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初衷是讓違法生產經營者承擔多倍賠償，以示懲罰，并對潛在違法者產生震懾與警示作用。自1993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首次寫入懲罰性賠償條款以來，《食品安全法》也于2009年加入了“十倍賠償”條款。此后，知假買假現象逐漸增多，呈現出職業化、專業化等特點，一些人甚至利用此制度追求不正當利益，導致該制度陷入爭議。其中，有反對者認為，知假買假者動機不純，不應被視為消費者，不能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
在司法實踐中，對知假買假的態度也曾存在兩個極端。一種是對知假買假行為全部支持，使部分生產經營者“小過擔大責”；另一種是完全不支持知假買假，導致違法生產經營者逃避懲罰性賠償。這兩種做法都違背了“過罰相當”的原則。尤其是后者對于知假買假的“一棍子打死”，不利于激發民眾對食品安全監督的積極性。
因此，要讓懲罰性賠償發揮應有作用，明確適用標準是關鍵。此次最高法提出，以是否超出生活消費需要作為判斷標準，來界定是否支持購買者的懲罰性賠償請求，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在“咸鴨蛋案”中，法院認為，張某購買咸鴨蛋仍屬于生活消費范圍，且超市確實銷售了過期食品，因此應視為一筆交易，并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
當然，如何界定“合理生活消費范圍”仍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判斷。但總的來說，購買者以食品不符合標準為由主張懲罰性賠償，是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應得到支持。但同時，也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司法機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統一裁判尺度，無疑為社會提供了明確的指引，有助于形成積極的監督氛圍。然而，要真正確保食品安全，相關部門還需加大監管力度，暢通消費者投訴渠道，從而切實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正觀新聞·鄭州晚報評論員 周也琪
《鄭州晚報》版面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