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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閻鐵成:鄭州商代亳都都城遺址 中華“有冊有典”文明的里程碑

          2024-11-27 來源:鄭州日報 分享到: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遺址

          中華“有冊有典”文明的里程碑

          閻鐵成

          在中華文明波瀾壯闊的發展進程中,商王朝以遼闊的四土疆域、明晰的國家制度、成熟的文字體系、燦爛的文化創造,被后世稱為“有冊有典”文明社會的開始。作為商王朝第一個都城的鄭州商代亳都都城,是這一文明社會諸要素的集大成者,這里的王都城池、禮儀建筑、青銅重器、文字卜辭、社會盛景等,呈現了3000年前中國所有都邑從未有過的文明氣象,被人們譽為中華“有冊有典”文明的里程碑。

          第一個強勢王朝的都城

          距今3600年前,建都在今日洛陽二里頭的夏王朝江河日下,而在它的東方,一個名為商的部落強勢崛起,終于,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商革夏命”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商是夏朝的一個方國,大致活動于黃河中下游一帶。 史載,商的始祖名契,是輔佐大禹治水的一個能臣,因治水有功,被帝舜命作司徒,封于商地,商便以封地為名。商的前十四世稱為先公時代,時間上基本與夏王朝同時,其間先后八次遷徙,不斷發展壯大。到了十四世湯的時候,商部落勢力已經很強盛了,而此時,夏王朝在桀的昏庸統治下開始衰落。商湯審時度勢,與其他方國結盟,開始了滅夏的戰爭。他先滅掉了比鄰的夏的屬國葛,接著剪除了盤踞在自己周邊的夏的羽翼韋、顧、昆吾等國,經過“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后,集中力量攻打以今日洛陽二里頭為都的夏桀,一舉推翻了夏王朝的統治,勝利了的商湯在今日鄭州建立了商王朝的第一個都城“亳”,開啟了商王朝的輝煌歷程。

          商滅夏之后,周邊地區的方國紛紛來朝,成為“邦畿千里”的大國。夏王朝是通過和平合作建立的王朝,基本保留了各地的政權和勢力,屬國依然具有強烈的獨立特征,中央王朝與其屬國之間沒有形成互相統屬的立體結構,國家機構相對簡單。而商王朝是在戰爭和征服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征服和被征服者被納入同一個國家,形成了立體的權力結構,國家機器更加成熟。同時,商王朝用戰爭中取得的大量土地和人口資源在被征服的邊遠地帶進行分封,創立了開拓和鞏固疆域的新形式,奠定了商代國家政治制度和統治方式的基礎,實現了在廣大區域內的有效統治。

          依照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商王朝的南疆跨過了長江,抵達五嶺以南廣大地區,在湖北武漢發現了商代盤龍城遺址;在湖南寧鄉發現了“四羊尊”“銅鐃”等商代青銅器;在江西清江發現了商代城址、商代大墓;在廣東廣州、從化、博羅、梅縣、揭東、佛山等地發現了商代墓葬、居址、陶窯等;在福建南靖、邵武、將樂等地發現了商代墓葬。北疆越過燕山,統領遼河,在吉林西團山發現有商代遺址;在遼寧義縣、喀左等地發現有商代青銅器;在內蒙古赤峰發現有商代遺址。西疆擴展至甘青,在陜西漢中出土有大量商代青銅器;在甘肅、青海等地出土有商代青銅器;在四川廣漢發現的三星堆遺址展現了與商王朝的密切關系。東疆推進到了海岱,在山東濟南發現了商代大型建筑基址、墓葬、卜骨;在安徽阜南發現了成組的商代青銅器;在江蘇徐州發現了商代祭祀遺址和卜骨等。商王朝將夏王朝一統天下的中國核心腹地區域發展到了嶄新階段,統治區域已經遠遠超過夏代,其疆域面積已經據有現代中國版圖的三分之二。

          按照《史記·殷本紀》的記載,自商湯建國到商亡,共傳17世31王,時間長達500多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奠定歷史中國核心版圖的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實現了廣域王權的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治時間長達500年的王朝,其分封立國的統治方法對后世封邦建國的國體架構,對于拓展鞏固中國疆域和實施有效統治,都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無論其疆域,還是其統治時間,無論其創造,還是其影響,商王朝都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之一。

          嚴文明先生說:“商滅夏后不但盡有夏商之民和盡有夏商之地,并且進一步擴大控制的范圍,建立了一個比夏朝版圖大得多的統一王朝。作為商代早期都城的鄭州商城,其規模之大與規格之高又遠非夏朝都城的二里頭可以比擬。由此華夏文明進入了繁榮昌盛時期,并得以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傳播,為往后中國的發展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第一個面積超千萬的都城

          強盛的王朝必有強盛的都邑,歷經70多年考古,鄭州商代亳都都城的面紗逐漸揭開,規模之盛大,構筑之宏偉,布局之嚴整,設施之完備,不僅令中國,也讓世界為之震撼。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坐落在古代圃田澤西岸,縱橫今日中心城區的管城、金水、二七三個城區,由宮城、內城、內城壕、外城、外城壕組成。宮城坐落在內城的北中部(今黃委會)一帶,為國王臨朝起居之所,已發現埋入地下的城墻近千米。城內有連片的宮殿夯土臺基,其中一處基址東西面闊超過65米,南北寬15.6米,是一座重檐回廊九室宮殿建筑,雄渾巍峨。城內發現大型石砌蓄水池、水道等供水設施,完備科學。城東北部為祭祀遺址,發現有商代祭祀遺存,發現有春秋戰國時期帶有“亳”字印文的陶器。內城圍宮城而建,是貴族和平民居住區。平面為方形,周長7公里,墻體大部分還矗立在地面。城外側挖有10米深城壕。城內發現了精心規劃建設的網狀輸水溝渠,發現了大面積的房基、水井等生活遺跡。外城環內城而筑,平面呈不規則圓形,城墻已湮沒地下。南墻在貨棧街、隴海鐵路一帶,西墻在今日一馬路、二七路一帶,已發現城墻近10公里,城外側也修有護城壕。城內建有各類作坊,河南飯店一帶和河南省公路運輸公司一帶為兩處制銅作坊,新華社河南分社一帶為制骨作坊,鄭州十四中一帶為制陶作坊。在外城貼近內城處,發現三個商代窖藏坑,出土數十件青銅重器。此外,在楊莊、煙廠、人民公園一帶,分布有商代墓葬區,有貴族也有平民,墓中隨葬品標志了墓主的身份。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選址考究,所在地勢平坦廣闊,西高東低,近臨湖泊,便于取排水,體現了生態宜居的理念。城市規劃嚴整科學,布局分明,尊卑有別,秩序井然。三座城池城城相套,宮城居中,內城南墻開門三座,彰顯了王權至高無上的禮儀至尊。五道城防,墻高池深,層層護衛,凸顯了都城的威嚴與堅不可摧。三城功能有別,生活區與生產區分離,統治者與普通百姓相隔,展現了社會生活的井然有序。城市基礎設施完備,對應城門有網格化道路,開鑿的水井與石板鋪砌的輸水管道形成完備的地下供水網絡,呈現了成熟的城市建設理念。鄭州商代亳都都城開創了古代城市建設新格局,奠定了中國后世王都建設的基本規制,樹起了人類城市發展史的巍峨里程碑。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上同時期規模最大的城池。考古發現表明,鄭州商代亳都都城城池面積在1300萬平方米左右,是從外地篩選運來的黃紅膠泥土夯筑而成,考古學家楊育彬推算,僅內城夯土量就達87萬立方米,按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建筑這樣一座城,1萬名奴隸至少要干上8年,若加上宮城和規模更大的外城,工程之浩大令人嘆為觀止。在中國目前已發現的3000年以前的城池中,鄭州商代亳都都城遺址是62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的2倍,是120萬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的10倍,是276萬平方米的寶墩古城的4倍,是280萬平方米的陶寺古城的4倍,是400萬平方米的石峁古城的3倍,是200萬平方米的偃師商城的6倍,而與鄭州商代亳都都城前后的二里頭遺址與殷墟遺址尚未發現城垣。有專家查閱世界考古資料后斷言,鄭州商代亳都都城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城市,李民先生說:“公元前1600年左右正處于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個輝煌時期。在這個時期,有一些著名的城市相繼出現,它們與鄭州商城同時,或稍早于鄭州商城。如兩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的巴比倫城(公元前1894—公元前1595)、亞述城(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巴城以及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十七王朝末、十八王朝早期的一些城市。這些城市或稍早于鄭州商城,或與鄭州商城同時,或當鄭州商城興起時,已走向衰落。即使它們興盛時期,其規模和建制都比不上鄭州商城。”

          令人更為震撼的是,為了守護亳都都城的安全,商王朝在其周邊,又修筑了一系列的衛城。近年來,在新鄭發現了面積達168萬平方米的望京樓商城,在新密發現了面積達71萬平方米的曲梁商城,在中原區發現了面積達18萬平方米的白寨商城,在滎陽發現了面積達51萬平方米的大師姑商城和面積達11萬平方米的西史商城。此外,還在鄭州市高新技術開發區發現了面積達600萬平方米的小雙橋商城。這些城池距亳都都城30~10公里不等,自東南向西北環繞而修,形成了護衛亳都都城安全的衛城體系,形成了以亳都都城為核心的商代城市群,面積達到1400多平方公里。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以筑城守護都城安全的城市發展群,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發展群,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規模最大的城市發展群,開創了中國城市發展的嶄新模式和嶄新道路。此外,在亳都都城城市群更大的外圈,商王朝還修筑了武漢盤龍城、焦作府城、新鄉孟莊城、運城東下馮城、垣曲城等,形成了更為龐大的商代城市發展網絡。

          鄒衡先生說:“從世界范圍看,文明古國如埃及、印度、希臘及羅馬等,都沒有發現像鄭州商城規模如此宏偉、歷史又如此久遠的都城遺址。”

          第一個氣象萬千的都城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發現后,無數考古工作者奔波陶醉在這片不同尋常的沃土上,發掘搶救出一批批璀璨奪目的珍貴文物,再現了3600年前其他都城不曾有過的輝煌社會盛景。

          青銅重器首次出現,冶鑄制造登峰造極。鄭州商代亳都都城之前的陶寺、新砦、二里頭等遺址中,都出土有青銅器,但都是小件,數量也不多,而鄭州商城出土了數以千計的青銅器,涉及社會方方面面,從鎮國重器方鼎、圓鼎,到戰爭武器鉞、鏃、戈、劍,從生產工具鏟、斧、刀、鑿、錐,到生活用具鬲、斝、罍、盤、觚、尊,應有盡有。1974年,在杜嶺街出土青銅重器3件,體形最大的方鼎通高1米,重86.4公斤,紋飾繁縟,鑄藝精湛,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時代最早的青銅重器,比后母戊鼎早了300年。1982年,在內城東南城角處發現的埋有13件青銅器的窖藏坑,其中的大圓鼎是商代最大的圓鼎,中柱盂是商代青銅器中的孤品。1996年,在南順城街發現的窖藏坑,有不同時期的青銅鼎一組,為研究商王朝用鼎制度提供了重要參照。鄭州商城是出土中國早期青銅重器最多的遺址,種類繁多,紋飾精美,冶煉工藝和鑄造水平達到了空前的境界。

          黃金面罩首次出現,錘揲工藝世界領先。中國4000多年前開始出現黃金飾品,但多是耳環等小件,數量極少,而在鄭州商代遺址中多次發現黃金制品,特別是2022年在書院街貴族墓葬中發現了黃金面罩、金鑲玉獸面紋牌飾、金泡飾、金箔制品等,使鄭州成為出土中國早期黃金飾品種類最多的城市。其中的黃金面罩長18.3厘米、寬14.5厘米、重40克,錘揲而成,薄如蟬翼,在世界已發現的20件黃金面罩中,依單位重量考量,鄭州出土的金面罩厚度是最薄的,反映了3400年前鄭州商代金器制品的高超工藝,堪稱世界最早、最重要的黃金捶揲工藝制品之一。獸面紋牌飾在夏代二里頭遺址中有過發現,但是由青銅和綠松石組成的,鄭州出土的獸面紋牌飾是由金箔和綠松石組成的,堪稱中國最早的金鑲玉制品。大量黃金飾品的出現,表明以鄭州為都的商王朝不僅與外界有著密切的交流,而且善于吸收創造。

          原始青瓷首次出現,制瓷技術惠澤人類。陶器仍然是商代社會的主要生活用具,已出現更高級的白陶,制作細膩,器表純凈潔白,雕有精美的紋飾,似骨似玉,精美異常。在制陶成熟技術的基礎上,商代燒造技術又產生了飛躍,創造出了瓷器。1964年,在銘功路一座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比陶器胎質更硬、器表附著一層黃綠色亮閃閃東西的器皿,胎色灰白,扣起來發出金屬的鏗鏘聲,這種器物人們還是第一次見到。經實驗室分析,這件器皿是使用高嶺土制作的,胎骨細膩致密,無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它的釉料與呈色劑基本上和后來的青瓷一樣,燒制的溫度已達1200℃。經鑒定,這只尊已近似瓷器,是中國最早的原始青瓷,由于這只尊的發現,中國瓷器發展史提前了1000多年。

          玉石品種空前豐富,中原用玉譜寫新篇。中原地區早在8000年前的裴李崗遺址中,就有玉石飾品的存在,但直到商代以鄭州為都時,才開始大規模用玉,鄭州商代亳都都城發現了大量玉器。商代玉器均為軟玉,顏色有綠、褐、白等。制玉技術切割精微,琢磨光潤,禮器飾品莊重優雅,動物姿態生動活潑,表現出強烈的藝術效果。商代玉器涉及廣泛,禮器類有琮、壁、圭、璋、璜、琥、尊、磬、矛、戈等,實用器類有杯、盤、臼、杵、梳等,工藝裝飾品類有頭飾、玉環、玉珠、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鳥、玉龍、玉風、玉魚、玉蟬、玉蠶等。

          骨器制作工藝講究,用途廣泛多姿多彩。商代骨器使用范圍廣泛,種類包括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原料多為牛、馬、羊、豬骨,鹿角和人骨。在鄭州商城制骨作坊,發現有制骨用的青銅刀、鋸、鑿等,出土上千件骨器成品和半成品,以及帶有鋸痕的骨料和廢料。骨器大多用來制造骨簪、骨錐、骨針、骨匕、骨鏃和魚鉤等。在宮殿區的一條壕溝內發現有三堆總數近百人的頭蓋骨,不少頭蓋骨上有明顯的鋸痕,這是用來制造人頭碗的一個制骨作坊的堆料廠。鄭州商城還出土有象牙制品,象牙觚呈橢圓筒狀,頸部和下腹部各有一周凹槽。出土的象牙梳,梳的下部有十個流齒,制作相當精致。

          此外,其他制造業也異常繁榮,鄭州商代一座墓中發現了6串蚌珠,共計1000多顆,用蚌殼磨制而成,呈圓餅形,中有孔,穿起來戴于脖項和胸前,裝飾自己。絲織技術有了新發展,不僅有平紋組織的絹,還有提花的菱紋綺。還發現了用漆的遺存,從顏色、花紋等情況看,商代的漆器工藝已具有相當水平。

          如此繁盛社會景象的背后,是商業與運輸業的高度發達。 史籍中說:“商人善商因以為商。”商的先祖王亥就經常“肇牽車牛遠服賈”。商王朝建立后,憑借中立天下的優越交通區位,將商品交易活動推向了高潮。鄭州商城發現的鑄銅作坊、制陶作坊、制骨作坊規模都很大,不僅為王室服務,很大一部分也用來交易。發現的昆侖的寶玉、東海的鯨骨、江南的金銅礦石等物品,其來源除贈送、進貢及征討外,也有交易而來。除以物易物的交換外,商代已開始使用貨幣。鄭州商代墓葬中出土了很多海貝,有座墓中竟達460多枚。卜辭中有“賜多女有貝一朋”,金文中亦有“王賞成關子貝廿朋”的記載,證明貝在當時已用做交易的貨幣。而且,有了計算單位,十貝為一朋。因為商代的人們很會交易,給人們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后世人們把善于交易的人稱為“商人”,把“商人”交易的東西稱為“商品”,把“商人”的交易活動稱為“商業”,傳至今天。

          史載,商的先祖相馴服了牛,使用牛作為車的牽引動力。商的另一位先祖亥趕著牛車去做生意。考古發現,商代的車為木制,單轅、一辀、一奧、一軸、兩輪,有二馬一車和四馬一車,復原形制與卜辭“車”字形相仿,車身由青銅件裝飾。鄭州商城鑄銅遺址中出土有專門鑄造青銅車軸頭的陶范,表明當時車子制造的數量是可觀的。

          考古證明,鄭州商代亳都都城已形成當時全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心,鑄銅、制陶、制骨等手工業制造盛大場景的出現,眾多天南海北物資在這里的匯聚,尤其是大量貝幣的出現,證實鄭州商代亳都都城已經形成相當繁盛的城市社會生活,這些在此前和同時期的城市遺址中是沒有過的,鄭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城市繁盛社會景象的都城,創造了中國城市發展的最早文明。

          第一個“有冊有典”的都城

          距今5000多年前,中國所呈現的生產力發展、人口增加、城市出現、社會分工、階級分化、王權和國家形成等景象,表明文明已經初步形成,而“有冊有典”成熟文明社會的出現則是到了商王朝時期,有了系統的國家制度,有了規范的禮儀制度,有了氣象萬千的社會景象,有了燦爛瑰麗的文化創造,等等,更重要的是這些氣象都可以以成熟的文字記載和呈現,形成了卷冊,形成了典章,形成了后世人們所崇尚的“有冊有典”文明,鄭州商代亳都都城是這一文明形成的里程碑。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國城市文明的形成地。早在5500年前鄭州就筑起了長江以北時代最早的城市清靜溝城,此后先后出現5300年的西山城、5000年的大河村城、4600年的水牛張城、4300年的古城寨城、4100年的王城崗城、3900年的新砦城等,3600年的鄭州商城將城市發展推向登峰造極,成為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創造了燦爛的城市文明。更讓人震撼的是,鄭州商城建成后,3600年城址不移、人脈不息、文脈不斷,至今仍然是中國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演繹了城市文明波瀾壯闊的發展史,成為當今世界城市群中年齡最長的城市。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國青銅文明的形成地。早在5000多年前的黃帝時代就有了青銅鑄鼎的傳說,但人們在此后2000多年中的仰韶、龍山、陶寺、二里頭等遺址中發現的銅器,都是小件,數量也很少,直到3600年前商王朝以鄭州為都城時期,才出現冶銅鑄器的高峰。在鄭州商城發現了多處冶鑄青銅器的手工業作坊,發現了冶煉青銅和澆鑄器皿的模具等生產設施,發現了數以千計的各類青銅器件,發現了高達一米的青銅大鼎,冶煉技術之成熟,鑄造工藝之精湛,涉及領域之廣泛,藝術思維之瑰麗,都是前所未有的。鄭州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大規模生產和擁有青銅器的城市,中國的青銅文明在鄭州鑄起了第一座高峰。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國文字文明的形成地。早在9000~8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時期,賈湖遺址已經發現契刻符號,歷經5000多年的發展,到商王朝時期形成系統成熟的中國文字體系甲骨文。目前時代最早的骨刻卜辭是在鄭州發現的,1953鄭州商城出土了3600年前的一件牛肋骨,上刻3行11字,“乙丑貞:從受……七月又モ土羊”,比安陽殷墟甲骨文早了300年。不僅如此,鄭州商城還出土有朱書文字、金文文字。袁廣闊先生認為,“鄭州商城骨刻文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早商文字遺存,也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卜辭。它的發現,為商后期的甲骨文字找到了源頭,在中國象形文字史上具有界標意義。小雙橋遺址發現的朱書陶文,則為二里崗卜辭的真實性提供了重要旁證,表明早期中國在二里崗時期已經出現了比較成熟的文字體系。” 夏鼐先生更是明確指出:“二里崗文化已有文字制度。”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是社會文明的形成地。 商代的歷法實行陰陽合歷, 把月亮的一次圓缺算作一個月,有大小月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為12月,再把太陽歷和太陰歷的參差的天數合并到一月,這一年就是13個月,叫作“歸余于終”,余一月就是閏月,這是我國設置閏月的開始。 商代記日已采用干支相配的方法,甲骨文中有完整的干支表。 商代卜辭中出現了疾首、疾目、疾耳等16種按身體部位記述的疾病,囊括了內、外、腦、眼、耳、鼻、喉、牙、泌尿、婦科、小兒、傳染等科目,出土的砭鐮用以切割膿血,是我國已知的最早醫療用具。商代在數學方面已采取了十進位計算,卜辭中分別有個、十、百、千、萬,最大的數字已有“三萬”。商代的音樂更為豐富,傳說湯時有“九招”“六列”等樂章。鄭州商城遺址中出土有塤、磬、鈴、饒等樂器。商代的舞蹈已有巫舞和樂舞之分,巫舞服務于宗教活動,樂舞供貴族娛樂。商代的紋飾藝術瑰麗靈動,青銅器上通常裝飾有饕餮紋、夔紋、獸首紋、云雷紋、目云紋、乳釘紋、圓形鼓面紋、聯珠紋、渦紋、弦紋、人字形紋、X形紋、菱形紋、三角紋、鏤孔等十余種,多是兩種、三種或更多的紋飾在同一件器物上出現,從單線條發展為多線條,從帶狀裝飾發展為通體裝飾,從平面淺浮雕發展為立體高浮雕,展現了商代裝飾藝術莊重、雄渾、神秘、靈動的大美世界。鄭州商城還發現了虎、豬、羊、龜、魚、鳥、人像等陶塑作品,生動傳神,栩栩如生。商代形成了強烈的“上帝”與祖先、日月與星辰、河流與土地等崇拜,祭祀名目繁多,儀式隆重,占卜是重要內容,從發現的甲骨文看,商王占卜范圍很廣,從天時、收成、祭祀、征伐等國家大事,到田獵、疾病等商王私人生活,豐富多彩,反映了商人濃重的鬼神情結,也為后代留下了豐富的史料。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國古代國家制度文明的形成地。從歷史記載和甲骨文印證中我們得知,商王朝已經形成了由商王、行政主官、決策執行機構和各級地方官員構成的立體權力體系。各級管理機構更加完善,政令更加暢通。商朝直接控制的王都及其附近地區為王畿,叫大邑商、天邑商,王畿四周分別由商朝貴族和分封的諸侯來統治,稱為“四土”。在諸侯封地之間以及封地外圍,還存在著許多方國和部落。商王作為全國最高統治者,自稱“予一人”“余一人”或 “我一人”,對臣民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并借助宗教迷信的力量,強化自己的統治。 宗法制度已經初步形成,商王相對同姓貴族而言為大宗,同姓貴族相對商王而言為小宗。同樣,在各級貴族之間也有大宗、小宗的劃分,而嫡長子繼承制成為這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核心內容,它不僅有利于密切商王與各級奴隸主貴族之間的聯系,而且更有助于凸顯王權的至高無上。商王以下可以分為內服和外服。內服是中央百官,外服是地方諸侯。中央百官有尹或相,輔佐國王,是最高行政長官。在尹或相之下,主要設有三類職官系統:第一類是王事職官系統,主要負責管理王室事務,有宰、寢以及相關的各種小臣等。第二類是神事職官系統,主要負責管理神祇事務,有史、卜、作冊和巫等。第三類是民事職官系統,主要負責管理民眾事務,有管理農事的小藉臣、管理眾人的小眾人臣,還有管理手工業的司工等。外服的地方諸侯仿效王室設有各自的職官系統,擔負對王朝納貢、服役、戍邊以及出兵征伐等義務,商王主要依靠這些內服百官和外服諸侯來維護其統治。刑法更加細化和明確,雖然還沒有成文法,但已有殘酷的刑罰,后世稱商代“刑有三百”,所謂墨(在臉上刺字)、劓(割鼻)、利(斷足)、宮 (男子閹割生殖器,婦女幽閉)、大辟(死刑)五刑,都已經具備,而且刑罰名目繁多。同時,在全國各地普遍設立監獄,荀子說:“刑名從商”,反映了商代刑制對后代的影響。商王朝是以武力起家的,所以軍隊建設十分強盛,兵種繁多,隊伍浩大,當時已經有了師、旅的建制,管理軍事的官員分為多馬、多亞、多射、師、旅、衛、犬、成等。兵種有車兵和徒兵兩種,作戰時往往混合編隊,以車戰為主要作戰方式。屢屢以“師”征伐,卜辭中動千動萬兵力常見。中國古代國家制度文明基本形成。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模超千萬平方米的城市,第一座擁有郭城、內城、宮城禮儀制度的城市,第一座擁有城市制度、城市設施、城市文化、城市制造、城市交易等城市文明的城市,第一座擁有國家機構、三重城池、禮儀建筑、青銅重器、卜辭文字等完備文明要素的城市。劉慶柱先生說,從考古學意義上說,鄭州商代亳都都城發現有三重城墻、宮殿建筑、青銅重器、卜辭文字等文明社會的所有元素,是沒有爭議的中國第一個都城。宿白先生說,鄭州商代亳都都城“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世界城市發展史上,是一座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分享到: 編輯:段景景 統籌:閆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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