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孟晚舟”講述“美國陷阱”

第一章?打擊

突然，我變成了一只野獸。我穿上了橘色的連體服，身體被鏈條鎖住，手腳被戴上鐐銬。我幾乎無法行走，也無法呼吸。我是一只被捆綁的野獸，也是一只掉進陷阱里的困獸。

昨晚，他們把我關進一間單人牢房。整個房間彌漫著一股濃烈的氣味，我幾乎要被熏暈了。房間沒有窗戶，只有一道極小的裂縫。透過裂縫往外看，我隱約看到一個陰暗的院子。我聽到各種噪聲、爭吵聲、尖叫聲，以及不間斷的狗吠聲。這簡直是一場噩夢。我已經8個小時沒有喝過水，又餓又渴。自從在飛機上聽到那條簡單的廣播后，我的生活便發生了劇變。

先來說說那條機上廣播。

國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播報了一條聽起來無關痛癢的消息。空姐的聲音雖然溫柔，但卻宣告了一場災難的降臨：“皮耶魯齊先生，請您下飛機前先到機組人員這里來。”

這時，我乘坐的這架波音777剛剛降落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的跑道上。

我在黎明時分離開新加坡，在中國香港中轉后，經過長達24小時的飛行，現在已筋疲力盡。

這是2013年4月14日晚上8點整。駕駛員對飛行計劃掌控得十分完美，分秒不差。這條廣播在飛機到達機場時響起。

難道當時我絲毫沒有起疑？雖說已經習慣了各種長途飛行，但是因為時差，我頭昏腦漲。45歲的我，先后在阿爾及爾、曼徹斯特、香港、北京、溫莎（美國康涅狄格州）、巴黎、蘇黎世等地任職，現在坐鎮新加坡。20年來，我在全球飛來飛去，為我的公司奔波。我聽過好幾次這種廣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約會的時間被調整了，要么是幫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轉時丟失的手機。

因此，我沒多想便來到了機組領班的面前。然而，這位年輕的空姐卻滿臉尷尬。機艙門已經打開，她膽怯而不自然地向我指了指門口等著我的一群人——一個女人、兩三個穿制服的人，以及兩個穿便服的人。那個女人禮貌地跟我核實了我的身份，命令我下飛機。幾乎在我說出姓名的同時，其中一個穿制服的人就抓住了我的一條胳膊，并將它按在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條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給我戴上手銬：“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你被逮捕了。”

我非常震驚，來不及做出反應，只能束手就擒。后來我總是問自己：如果我沒有下飛機，那會發生什么？如果我拒絕下飛機呢？若是在我連一只腳都沒踏上美國國土的情況下，他們是否還能這樣輕易逮捕我？我一聲不吭地就服從了。其實當時我不知道，我這樣做是幫了他們大忙。因為從理論上來講，我們還在國際區域——機艙出口的舷梯上也屬于國際區域。

眼下，我被戴上手銬。片刻之后，我回過神來，要求他們做出解釋。穿便服的兩人說，他們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我們接到命令，在機艙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頓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那里會有檢察官向您說明緣由。”

顯然，他們也不了解更多的情況。在當時的情況下，除了這幾句話，我也不可能有更多奢求，因此，只能跟著他們，在兩個身穿制服的執法人員的看管下，像個歹徒一樣，雙手被銬在背后穿過機場。周圍乘客的目光讓我覺得如芒在背。走了幾米后，我意識到，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小碎步地前行。我身高1.83米，體重將近100千克，這讓我看起來非常滑稽。與其說是滑稽，不如說是夢幻。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電影中，在扮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的角色。兩年前，他就像我一樣被戴上鐐銬，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紐約街頭……然而此時，我的驚嚇大于憂慮。當時我一直確信，這是一個錯誤或者誤會。他們只是錯把我當作了別人，經過查證后，案件就會真相大白，一切仍會照常進行（近年來，肯尼迪機場發生的這類誤會與日俱增）。

我的“警衛”直接把我帶進了一個小房間。我很了解這種地方，在這里，美國當局會對可疑的外國人的護照進行仔細檢查。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鑒于法國的立場——時任總統雅克·希拉克拒絕參與美軍的行動——我們一群法國商人不得不在肯尼迪機場等候很長時間，直到美國官員同意讓我們入境。

今天，檢查的速度加快了。兩名查驗人員花了幾分鐘時間檢查我的身份證件，然后將我帶出機場，坐上一輛沒有警用標志的警車。我終于明白了眼前的現實：顯然，我就是他們等待的人，我是他們要的“實實在在的客戶”。這并非像在某些荒誕故事中，某人被誤認為是某個強大的恐怖分子或者在逃罪犯。至少這一點是明確的。但是為什么呢？他們想從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又做了什么？

我無須花太多時間反思我的經歷。就個人生活而言，我絕對無可指責。另外就是我在阿爾斯通的工作。即便這種粗暴的逮捕可能與我的職業有關，但我也覺得可能性不大。我在腦海中將公司近期的項目飛快地過了一遍。自從10個月前我擔任鍋爐部的全球負責人以來，我在新加坡職務范圍內的所有業務中，沒有任何可疑之處。至少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是放心的。

但我也知道，阿爾斯通經常因腐敗行為而接受調查，美國當局幾年前就開始了一項調查。當時，阿爾斯通因涉嫌為取得多個合同而行賄，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亞一家發電廠的合同。我曾參與這個項目，阿爾斯通確實聘請了中間人來確保拿下這個市場。但是，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發生的，印度尼西亞的合同是2005年簽字生效的。當初合同談判似如煙往事，已經過去10年了！這太久遠了。重要的是，我已經在內部審計時澄清了自己。這是我們的慣例。那是在2010年或2011年，具體日期我記不清了。但是我可以確信——汽車正在駛向曼哈頓，我越來越焦慮，開始費力地在腦海中搜尋往事——阿爾斯通聘請的兩位律師曾短暫地對我進行了一次詢問，大概持續了1個小時。他們認為我遵循集團的所有程序規定，沒有任何錯誤，無須任何懲戒。2012年，我得到了一次不錯的晉升，升任為現在的鍋爐部負責人，該部門在全球有4 000多名雇員，年營業額為14億歐元。此外，2011年以來，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柏珂龍一直打算與中國上海電氣集團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資企業，將兩家公司的鍋爐業務合二為一，他選擇我來領導這家未來世界級的大企業，總部將設在新加坡。

全球總裁！全球總裁現在卻被帶進一輛汽車，忍受著雙臂的酸痛。金屬手銬逐漸割傷了我的手腕。誰能想到，我僅僅因為在2003—2005年的印度尼西亞項目中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就遭到如此待遇。我又不是阿爾·卡彭！就連他的手下都算不上！我在內心深處翻來覆去地琢磨著各種解釋，想象著各種可能導致此次被捕的情節。調查人員把車停在了路邊。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兩位探員羅恩和羅斯——我后來才知道他們的名字——覺得我“人還可以”。我還算走運。

“皮耶魯齊先生，您很冷靜，既沒有喊叫，也沒有掙扎。您也很有禮貌，和您這樣的人打交道還是不多的。我們打算給您一些獎賞。”

很簡單，他們取下了我的手銬，把我已經僵硬的雙臂貼在膝蓋上，然后把我的雙手銬在了前面。這看上去沒什么，但經歷過這種不適的人都知道：與雙手被反綁在背后相比，這種姿勢舒服多了。今晚交通還算通暢，我們花了不到40分鐘就到了曼哈頓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門口，汽車駛進了地下停車場。下車后，我們面前出現了第一部電梯。探員命令我走進去，但卻要進去后背對著電梯按鈕，他們對此進行了特別說明，而且一副極為認真的神態。我看著他們，有點兒摸不著頭腦。1999—2006年，我在美國工作了7年，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但現在我的疑問是：我真的要走進這部電梯嗎？

“這是一項安全規定，皮耶魯齊先生，” 羅恩解釋說，“您沒有權利看我們按了哪個按鈕。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我們不會讓您知道您被帶到了哪個樓層，或者在哪個辦公室接受審訊。”

我被帶到一個神秘的樓層。通過幾扇裝甲門后， 我們進入一間簡陋的辦公室。這是一個空蕩蕩的房間，中央放著一張桌子和三把椅子。墻上伸出一根長長的鐵杠，警衛用手銬把我銬在上面。他們讓我獨自待了一會兒。突然，門打開了，一位探員走了進來。

“早上好， 皮耶魯齊先生。我叫塞思·布盧姆。我負責美國聯邦調查局對阿爾斯通腐敗案的調查，特別是印度尼西亞的塔拉罕項目。我現在能說的只有這些， 幾分鐘后，負責調查的檢察官會親自來審問您。”

說完后，布盧姆平靜而有禮貌地離開了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