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寶與黃河文化的淵源
文|黃海濤
(文化學者)
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黃河文化,祖先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產物和遺跡。在這浩若星河的文化產物中,隨著歷史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人們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變革,大量的文化產物也經歷了發生、發展、和逐漸消亡。然而,我們驚喜地看到,在這此消彼長的萬物輪回之中,有一個品類的文化產物始終伴隨著中華文明,這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筆墨紙硯“文房四寶”。隨著黃河文化的發展,中華文化圈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等社會活動,都須臾不可離開對筆墨紙硯的使用。時至今日,雖然中華文化的書寫工具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但是,文房四寶依然活躍在文化的舞臺。
因此說,文房四寶同樣是黃河的文化符號,文明密碼,文脈基因。
文房四寶的黃河文化淵源
黃河流域的史前人類文明活動中,彩繪文化是一個主要內容,那些用礦物顏料涂抹在崖壁、陶器和先民身體上的精美圖案,應該說是黃河流域史前人類的美術作品。四大古流域文明傳承的共性,是原始美術和工藝的流傳,在此共性之上,黃河文化的獨立特征是文字的傳承。這不僅是功能性貢獻,還是文化標志、文化載體與文化傳承性貢獻,以及形而上的意識形態貢獻。特別是民族文化的對外交流,文房四寶不僅是亞洲中華文化圈的主流工具,黃河文化發明的紙,更是全球文化交流的主要載體。這是黃河文化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史前這些彩繪使用的顏料,是天然礦物顏料。這些天然礦物顏料原生狀態基本為塊狀、顆粒狀或粗細不勻的粉末狀。對這些天然礦物顏料的加工,主要工具和工藝就是,用可平面無縫碾合的兩個自然石塊進行碾壓及研磨,或者在石臼中用石臼杵搗碾,史前“原始硯”就是具有碾壓和研磨功能的美術工具。據史學家推斷,涂抹顏料的工具是獸毛、禽羽或茅草。那么,原始的“筆墨紙硯”就已見雛形。還有一種說法,古代的時候沒有毛筆和墨,古人就用生漆涂在竹簡上寫字。西漢時期,通常意義上的文房四寶以其各自獨立的性狀和整體組合的矩陣蔚然成型,強勢登上黃河文化的舞臺,一直綿延至今。?
黃河文化自誕生時起,先民便以各種方式將文明的果實保留下來,使我們能夠領略到先輩的風采與創造,同時也使我們的文化得以延續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文房用品尤其是文房四寶,作為文明的工具和載體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政府到民間,從公務到私生活,文房四寶成為人們在社會上溝通的基本橋梁工具和載體。特別是在用于書法、繪畫的幾十種文化藝術工具中,文房四寶是最基本的工具,因此備受文人的喜愛和珍藏。
文房四寶在幾千年的共同實用進化中,共同形成了優良的民族文化傳統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在古代中國,它們總是同文人士大夫的書齋生活相關,文人士大夫賦予了它們深沉含蓄的魅力,它們也成就了文士溫文儒雅、揮灑激揚的風姿。同時,民間對文房四寶的實用性價值開發,也是文化傳承發展的不可忽視的力量與構成,因而也就形成了文房四寶的文化體系。這一獨特的文化體系,以其筆墨紙硯四位一體的穩定構成和相輔相成、唇亡齒廢,演繹了中國文化的繼承與發展,見證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文房四寶的黃河文化身份及話語標志
黃河流域地貌的自然生態和黃河流域先民文化生態的需要,為文房四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文房四寶產生發展的人文根基。以中華文化的物質遺存來看,最早的顏料研磨器、彩繪、彩陶、巖壁畫都出現在黃河流域,最早的甲骨文、漆書等,也都在黃河流域,這些原始的“筆墨紙硯”工具、載體,從功能到作品展示,以其鮮明性、穩定性、連續性、獨立性,綿延五千余年,雖經萬變不離其宗,成為黃河文化的一支代表性主流。
“文房”廣義解釋為文人的書齋或書房,狹義則專指書寫、繪畫與讀書的文具,例如宋代吳自牧《夢粱錄》卷三《士人赴殿試唱名》載;“其士人止許帶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許挾帶文集。”這里的“文房”,指的是筆墨紙硯等文具。“文房”之名起源于南北朝。當時所謂“文房”,是指國家典掌文翰之處。《梁書·江革傳》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于長途,騁騏驥于千里。”這里的“文房”,有點類似今天的檔案館。到唐代時,“文房”逐漸演繹為文人的書房。唐代大詩人杜牧在《奉和門下相公兼領相印出鎮全蜀》一詩中吟道“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此處的“文房”,就已經是指文人的書齋。至南唐,“文房”成為文人書房的專用詞。南唐后主李煜雅好文學,收藏甚富,所藏書畫均押以“建業文房之印”。宋代大書畫家米芾在《畫史》中也說:“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于文房書畫者。”北宋雍熙三年,翰林學士蘇易簡以筆墨紙硯“為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撰《文房四譜》五卷,分筆譜二卷,硯、紙、墨各一卷。各卷分述:敘事、制造、雜說、辭賦諸事,博收約取,內容詳贍。故文房從此有“四譜”之名。南宋初,葉夢得撰《避署錄話》謂“世言徽州有文房四寶”,故“文房四譜”又稱《文房四寶譜》,以筆、墨、紙、硯為文房所寶用。四寶品類繁多,豐富多彩,名品名師,見諸載籍。自古以來人們習慣地把湖筆、端硯、宣紙、徽墨說成是“四寶”的代表。? ??
1.筆的身份與物性。
毛筆是黃河流域先民在生產和生活實踐中發明的。據推斷,原始社會最初的筆,是因為彩繪的需要,先民就地取材,用獸毛、禽羽或茅草蘸顏料作畫。這種操作,也可以從非洲、歐洲、大洋洲的史前美術作品得到印證。古人亦有用人的頭發或者胡須制成毛筆的。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對書畫工具的需求變化,從實物發現來看,最遲到春秋戰國時代,現代意義上的毛筆就已經出現了。《莊子》中有“舔筆和墨”句,說明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開始用毛筆和墨水了。筆管以竹制為主,還有青銅筆管、玉石筆管等其他質料制成。顯然,毛筆的發展踏上了黃河文化軌道的玉石文化時代、青銅器文化時代的列車。
此后,因筆桿主要以竹管作成,使用時要飽蘸墨水,故古代文人風趣地封之為中書君、管城侯、墨曹都統、墨水郡王、毛椎刺史等雅號。
2.墨的身份與物性。
墨,即顏料。史前先民就地取材的顏料一般為碎顆粒狀的礦物顏料。黑色的是二氧化錳礦,紅色的是赤鐵礦,藍色的是青金石,綠色的是綠松石,白色的是鋁礬土等。后來磨石炭為汁而書,叫石墨。這些都是黃河流域的主要礦產。
明代朱常淓著《述古書法纂》記載的西周宣王邢夷制墨,是迄今最早的人工制墨文獻資料,出土的商周甲骨上遺存的黑墨和朱砂側面印證了這一記述,所以中國人工制墨應始于 3000年前。
人工制墨的主要原料是煤煙、松煙、油煙,原材料遍布黃河兩岸。《述古書法纂》記載,“邢夷始制墨,字從黑土,煤煙所成,土之類也。”秦漢多用松煙、桐煤制墨。現知最早的煙墨,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和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現。當時的墨,是一些小圓塊,沒有模制成錠。據東漢應劭《漢官儀》記載:“尚書令、仆、丞、郎,月賜愉麋大墨一枚,愉麋小墨一枚。”愉麋在今陜西省千陽縣,靠近終南山,其山右松甚多,用來燒制成墨的煙料,極為有名。
因墨多以松煙制成,品質上乘的還要添加香料,故古代文人戲封之為松滋侯、黑松使者、玄香太守、亳州楮郡平章事。
3.紙的身份與物性。
造紙也是黃河兩岸先民在就地取材的偉大實踐中獲得的偉大發現。紙是書畫的主要載體,也可以作為其他用途,班固的《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中,就記載了公元前2世紀用紙包藥事例。紙地發明和推廣,使先民可以不再用泥、石、木、陶、金屬等材料記錄文字或圖畫,也使古代大量信息得到傳播和保存。
紙在文房四寶中,較之筆、墨、硯,出現得最晚。歷史文獻中最早的關于造紙術的記載,認為東漢初期的宦官蔡倫是造紙術的發明人。然而,從考古學出土文物來看,早在西漢時期就有紙張出現了。甘肅天水放馬灘、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和敦煌甜水井漢懸泉郵驛遺址出土的西漢紙,以現存實物證實了遠在蔡倫發明造紙術之前,西漢就已出現了紙張的使用。這大約比蔡倫發明造紙術要提前170年左右。
造紙術名列黃河文化的“四大發明”。英國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在評價我國四大發明的時候所說:“它們改變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狀態,又從而產生了無數的變化;看來一個沒有帝國,沒有一個宗教,沒有一個顯赫人物,對人類事業曾經比這些機械的發現施展過更大的威力和影響。”中國的造紙術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和教育的普及。造紙術加速了世界文明的進程,為人類文化發展作出了貢獻。
由于紙性柔韌,可隨意裁剪,且以潔白者為佳,故古代文人調侃紙為好畦(侍)侯、文館書史、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略道中郎將。
4.硯的身份與物性。
世界文明,源遠流長。七、八千年前,中國與歐洲、非洲、大洋洲進入到史前的彩繪文明時期。這些有著幾乎相同的文明樣式,就是彩繪文化,即那些用礦物顏料涂抹在崖壁、陶器和先民身體上的精美圖案。制作這些精美圖案的工具,顯然就是這些文明的起點。
黃河流域考古學的成果,讓我們看到了研磨顏料的研磨器(原始硯),參與了中華文明的發軔,見證了中華文明的發展,記載了中華文明的發現,傳承了中華文明的根脈。而且,從現有各大遺址發掘出的研磨器(原始硯)來看,無論是青海和甘肅的馬家窯文化、陜西寶雞的北首嶺文化、陜西臨潼的姜寨文化、還是河南三門峽的仰韶文化, 都集中在黃河流域。此后,歷代硯臺的主要產區也大多數集中在甘肅、河南、山東、山西等黃河流域。?
硯為研磨和儲墨之器,質地堅硬,古人便尊封硯為即墨侯、守默(墨)、離石侯、鐵面尚書、即墨軍事長,甚至直呼硯為墨海。
從這些人文的認識和賦予擬人的命名來看,古人不僅在使用文房四寶時把筆墨紙硯相攜共用,而且在為文房四寶起名時也把筆墨紙硯相提并論、相互融合。
唐代才女薛濤曾作詩《四友贊》:“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畝而休休。”詩中所歌詠的就是硯、筆、墨、紙。唐代李白《殷十一贈栗岡硯》更是直接吟詠筆墨紙硯:“殷侯三玄士,贈我栗岡硯。灑染中山毫,光映吳門練。” 唐宋以來,此類歌詠文房四寶組合的詩詞,不勝枚舉。比如宋代楊萬里《春興》詩云:“急磨玄圭染霜紙,撼落花須浮硯水。”宋代黃庭堅《次韻黃斌老所畫橫竹》詩曰:“晴窗影落石泓處,松煤淺染飽霜兔”。可見文房四寶不僅僅傳承的是工藝技術,更重要的是傳承一種文化符號、一種精神訴求。
文房四寶表現黃河文化的天人合一、物性合一
黃河文化的世界觀、人生觀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諧觀,無論是筆、墨、紙、硯,均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物性特點和物性合一的“天性”特點。
今天,筆墨紙硯沒有因時代的變遷而淡出人們的視野,而是繼續在書法與繪畫中展示著華夏民族的樸質與靈動。中國傳統書畫工具文化是一個完整體系,其中筆墨紙硯是構成這個體系的四個最主要要素,四者缺一不可。任何拆分或棄置,都會直接影響到書畫作品的完成,即宋代蘇易簡以筆墨紙硯“為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
1、宣紙主要的生產地在安徽的宣州。宣紙是有很強個性的材料,紙性特別,吸水性很強,墨水點在紙上會馬上洇開。紙張的初始使用會很難把握,用筆時干可以有飛白、濕可以有水洎,因筆的運動而產生隨機的不同變化,按照書畫家的感受,筆的運用可以表現老枝嫩芽,剛強柔弱、歡快喜悅和蕭瑟陰沉,記錄著運筆運墨的每個剎那,充滿不可預見的偶然性。雖然馭筆于人,但是自然天成的成分極大,我們知道初學用筆時無法駕馭,紙張會按照它的特點和性格承受筆墨的痕跡。只有熟練了了解了紙的性格,才會得心應手。利用紙張的特點表現紙張的吸水性和水墨交融的特性。
2、毛筆是表現力極其豐富的工具,僅制筆的材料“毛”就有羊毫、狼毫、兔毫、獾毫、雞毫、貍毫等等,甚至包括人得頭發胎毫也可制筆。這些取至于自然的動物毫毛,軟硬長短,老嫩剛柔。每支筆各有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性格,筆墨的痕跡就有無限豐富的變化。中國書畫上講究的筆墨功力就是用毛筆表現的。表現遒勁有力的斧鑿之痕,表現筋強骨壯的運筆痕跡。這個力量不是我們通常的力量,是通過毛筆表現出來的內勁,這樣的功力往往要十幾年甚至更多時間才能具備。而不同的紙張,對書畫家的功力或“墨力”特性的表現,至關重要。
3、墨的種類較多,以松煙、油煙為常見。在書畫藝術中,水與墨調和,水與墨的變化,出現不同的墨色和層次,所謂墨分五色。研墨也是個十分重要的過程。墨法甚至稱之為“血法”。元代陳繹曾《翰林要訣》在“血法”一則中稱:“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
其一曰:用墨之法,必須做到“濃欲其活,談欲其華。”宋代姜夔《續書譜·用墨》云:“凡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知也。”清代包世臣《藝舟雙輯·述書下》云:“畫法、字法,本于筆,成于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沉,筆飄則墨浮” 。
其二曰:磨墨之法,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墨不宜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而墨熱。元代陳繹曾《翰林要訣·肉法》云:“磨墨之法,重按輕推,運行近折。”“凡磨墨不得用硯池水,令墨滯筆沍,須以水滴汲新水臨時斟酌之”。由此可知,“血法”須經硯的研磨方得成真。
4、硯臺有稱之為“硯田”、“硯海”者,天下多少文章書畫由此而出。硯臺材質種類很多,石陶瓷玉木、金銀銅鐵錫,皆可制硯。但我們一般講的硯主要指石硯。好的藝人制硯,利用石材的天然紋理和石頭的色斑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加工出巧奪天工的作品。其中端硯、歙硯更受歷代士人推崇,而且端硯還被譽為眾硯之首。歷代文人墨客、達官貴人贊譽端硯、歙硯,質地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磨之無聲,久用不損筆毫。即論硯,講的是對筆墨的好處。可見其“天性”、“物性”關系之密不可分。
文房四寶的黃河文化精神價值及衍生意義
文房四寶與四大發明不同。四大發明是中國古代先人在不同的領域為世界作出的偉大貢獻。四大發明各自獨立地發揮著其應有的價值和作用。文房四寶的性質、特點、功能,決定了筆墨紙硯存在的形態和四者相互依存的關系。筆、墨、紙、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性符號之一。它們雖然有著各自不同的發展軌跡,但作為書寫繪畫的工具和材料,不僅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工藝美術的載體和組成部分,也體現著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取材方便和制作精細的筆、墨、紙、硯演繹出如行云流水般的中國書畫藝術,記錄下歲月的斗轉星移。
隨著人們在文房四寶上傾注的藝術創造和熱情不斷高漲,文房四寶的性質與功能已經不僅僅是研磨墨汁、寫字作畫,而逐漸成為了人們流傳子孫“耕硯田,永寶之”的寶藏。因此,文房四寶文化也以其鮮明的特點,走進人們的視野。
文房四寶的收藏鑒賞,包括對文房四寶的年代識別和對文房四寶的藝術欣賞,以及圍繞文房四寶創作的一系列文房四寶文化衍生品和文房四寶學的探討。文房四寶能滿足人們的增值、貯藏、玩賞、社交、文化、娛樂、寄情、探幽等多種需要,其財富價值、精神價值是顯而易見的。文房四寶的特殊屬性,不但具有經濟價值,更因其是文化傳播工具而具有文化與社會價值。
實際上,在中國古代,文房四寶的地位遠遠高于其他許多門類的藝術品。文房四寶非是尋常家用擺件或生活實用器皿,文房四寶是直接參與書畫創作的主要工具和為上層建筑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乃至宗教等方面服務的重要工具。文房四寶不僅是文化敘事的工具,還是政治敘事的工具。
南唐后主李煜就癡迷文房四寶,“所用澄心堂紙、李廷圭墨、龍尾石硯,三者為天下之冠(宋李之彥《硯譜》)。”可以說,收藏文房四寶歷來是文人墨客、社會賢達的高雅之事。從一千多年前的南唐后主李煜、到宋徽宗等宋代的幾任皇帝,再到以文治武功著稱的清朝乾隆皇帝都把文房四寶當成收藏的寵物。此外,達官、顯貴、藝術家等也是對文房四寶情有獨鐘。蘇軾、米芾就是宋代文房四寶收藏家的代表。清代紀昀、劉墉等顯赫要人,對文房四寶更是一往情深。收藏文房四寶既可以書寫錦繡文章、治國之策,又可以修身養性、傳承文明。文房四寶在中華文明史的發展歷程中,放射出了耀眼的文化光輝。
此外,就制作、辨識、賞析等文房四寶文化角度來說,制作、辨識、賞析等是文房的“綜合藝術”活動。從選料、紋飾,到銘文、包裝等,乃至圍繞文房四寶產生的衍生品如題記、拓片、詩跋、配盒、品評活動等等,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藝術門類的多種創作活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房四寶還以其造型和紋飾題材被賦予了教化功能。比如黃河文化血脈根親的二十四孝文化,生老病死的輪回文化等,都在文房四寶上有表現。在此基礎上,圍繞文房四寶的研討、著書立說、展覽等傳承活動,更是清新高雅的藝術活動和修身養性的生命運動。特別是文房四寶在日本、韓國等中華文化圈的傳承,文房四寶圍繞黃河文化的同根同祖同源,實現了各國文化交流的和平和睦和諧。因此,文房四寶不僅是創作、傳承文化藝術的工具和高端的收藏品標的,而且還是有其更深刻的文化內涵價值與意義的。
中華文明一路走來,演繹了黃河文化特有的哲學軌跡。中華歷代文房四寶的流變,就是黃河文化哲學演變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