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標識是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形成的代表性符號和標志性象征，既包括有形的文明古跡、文物器具、地標建筑等，也包括無形的思想理念、價值觀念、社會規范和儀式過程等。
如何構建中華文明標識，以及將其進行藝術呈現？4月12日下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2025年理事會暨文藝評論工作會舉行兩場圓桌研討，多位專家齊聚鄭州，從文藝理論、文學和藝術門類等方面闡述各自見解，表示當今文藝在構建中華文明標識中要把握題材元素、主題思想、文化根脈和精神內核四個承載。
本次活動由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河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河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河南文藝評論中心（河南大學）承辦，河南博物院協辦。
“連續性”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點 要善于提煉文明標識
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任務。
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再次強調“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
文明標識的民族意義何在？首場圓桌研討主持人，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院長、教授王廷信宣布研討開場后，中國評協副主席傅道彬表示，文明標識的提煉對于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極其重要，它可以是一個圖騰、器物、制度、思想、概念或者代表性人物，“以毛澤東作為現代中國的文明標識為例，說明了文明標識既可以體現為物質層面的有形器物，也可以是思想層面的無形精神。”傅道彬說。
另外，中華民族擅于將文化符號藏于器物之中，特別是禮器，“文字作為中華文明的根本性標識，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和藝術追求，”傅道彬強調，“文字是集體性標識，具有集體意義。”
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習近平總書記曾用五個突出特性為中華文明“精準畫像”，意蘊深刻，引人深思。傅道彬認為“連續性”是中華文明的最突出特點，其與西方文明的斷裂性形成鮮明對比。
但中華文明標識由于包容性強，中國地域廣闊、古今差別過大，存在著難以確定性，難以找到一個代表性的標識全面概括，但這恰恰也反映了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特點。
基于此，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李心峰認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需要找一些最有代表性和權威性的，能夠體現中華文明本質特征和特色的元素進行概括。
李心峰強調了藝術在文明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他以現象級舞劇《只此青綠》和《詠春》為例。“《只此青綠》就是把古代可以稱之為文明標識的《千里江山圖》用舞蹈的形式來呈現給現代觀眾，獲得極大成功，《詠春》走出國門，在歐洲巡演，受到外國觀眾追捧，將中國功夫這種文明標識傳播出去，”李心峰說，“用當代藝術形式來呈現中華文明標識大有可為，其中的空間非常大，有可能成為作品成功的一個保證。”
“君子文化”何以成為中華文明標識切入點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錢念孫認為，整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核心思想是“怎么做人”，“君子文化”正是這一核心思想的體現。
“《論語》中一共約有15950個字，其中用得最多的一個詞是‘君子’，用得最多的一個字是‘仁’，”錢念孫說，“比如君子以義為利、小人以利為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說明了君子文化在中華文化中的深厚底蘊和廣泛認同。”
更重要的是，“君子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廣受尊崇，并深入民間，成為中國老百姓做人做事的準則。錢念孫提到了中國畫最多的題材——梅蘭竹菊，這些都被視為君子的象征。并以蘇東坡畫竹、鄭板橋畫梅蘭竹菊為例，說明了藝術家們通過畫作來表達君子品格。
錢念孫認為，君子文化不僅在中華文明中占據重要地位，而且通過各種傳統藝術形式得以廣泛傳播，“君子文化是中華民族千錘百煉的人格基因，體現了中華民族對高尚品格的追求，其次，君子文化談的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的道理，與中華文化的倫理哲學緊密相連”。
所以，君子文化在當今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也是中國人集體人格的體現。“因此，在探討中華文化精神標識時，君子文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錢念孫說。
如何用藝術構建中華文明標識？各領域有心得
既然琳瑯滿目的藝術門類是構建和呈現中華文明標識的重要手段，那么當下文藝界如何體用貫通，以藝術之姿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第二場圓桌研討主持人，河南省評協副主席、河南大學美術學院院長席衛權認為，各個門類來一場跨界融合的討論很有必要。
中國評協副主席、首都師范大學教授葉培貴從文化的角度對書法進行研究，他認為書法是文明標識的藝術呈現。“書法是基于字而出于用的書面表達，書法具體到每個書寫者是身心修行，更是一種價值追求體系，”葉培貴說，“這是書法的三個層次，書法不僅僅是一種技藝，更是一種文化。”
浙江省評協副主席、秘書長沈勇以火爆全國的浙江小百花越劇院為例，提出中華文明現代構建應具有三個特性：動態的歷史性、當下的現代性和跨區域的通用性。
沈勇還推介了爆款越劇《我的大觀園》及主演當紅越劇演員陳麗君，介紹了該劇的現象級表現及年輕觀眾對它的喜愛。“《我的大觀園》在敘事、舞美、跨界審美等方面都進行創新，以及在舞臺上進行三層平臺設計，這些創新使得越劇更加生活化，接近話劇，同時又能很 好地表現越劇的特色。”沈勇說。
同時他也沒有回避戲曲參與中華文明標識構建面臨的挑戰，那便是傳統技藝的傳承壓力與創新表達的需求張力、形式革新的視覺沖擊與內容深度的消解風險，以及地域文化特質與全域傳播的適配難題等。
今年是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也是世界電影誕生130周年，上海戲劇學院二級教授、電影學院院長厲震林表示，在電影藝術中，中國電影對中華文明有著獨特的貢獻，為原有的中華文明賦予了新的視聽藝術形態。
厲震林闡述了“人民性”在中國電影中的體現與價值，勞動者的形象成為電影的表現主體，這一變化在中國藝術史上具有獨特性，電影的傳播面從城市擴大到農村地區，為了適應農村需求，電影的美學也發生了變化，“人民性”概念的電影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影響力巨大，因此，中國電影“人民性”的概念在中國藝術史和文化史上具有獨特價值，“‘人民性’概念貫穿了整個中國電影史的商業形態，也包括主旋律電影，但電影的人民性根脈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如中國神話、家國情懷、儒家文化等，這些都在中國電影中得以延續。”厲震林說。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簫放著重闡述了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過程中的挑戰，重點是歷史文化的傳承與現代設計的結合，簫放強調，標識體系必須是綜合性的，要有核心、有層級、有類別、有系統，他的核心理念是“溫柔敦厚 和合眾生”，但如何將其用藝術方式表達出來，這就需要特別的研究和提煉。
中國作協網絡文學中心主任何弘介紹了網絡文學對文化產業的影響，何弘認為，網絡文學不僅僅是類型小說或電影等娛樂產品的源頭，更在深層次上改變了文化生產的邏輯。何弘說：“網絡文學的互動性特點，包括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讀者與作品之間的互動等，這些互動使得網絡文學成為一個動態的、不斷演進的文本，再加上人工智能在如今文學創作中的應用，這進一步改變了文化生產的面貌，網絡文學作為中華文明傳播的重要手段，在國際化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文藝創新中不斷挖掘中華文明標識富礦
中國評協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主任徐粵春在兩場圓桌研討的總結發言中表示，所謂重要標識，是指能代表中華文明獨特精神、標識文化精髓和核心價值觀的符號系統，這在題材元素、主題思想、文化根本和精神內核四個方面為文藝創新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寶藏，也為文藝作品提供了思想內涵、生命根脈、歷史源泉和精神支撐。
徐粵春介紹，近年來，許多文藝作品都浸透著中華文明的核心思想，傳遞著仁義禮智信的傳統價值觀和核心價值觀。比如，電影《流浪地球》著眼于對人類生存、發展的思考，體現了中國人對地球家園的深厚感情和對地球未來命運的憂思，以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切。舞劇《朱鹮》被譽為“東方的天鵝湖”，以中國文化象征吉祥美好的珍稀鳥類為題材，探討生態之道。
國潮、國風、國運成為新時代文藝的重要表達，舞蹈《只此青綠》以宋代畫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為靈感，通過舞蹈、音樂、視覺等藝術的融合，展現了中國傳統山水的美學表達。這些文藝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底蘊為藍本，以當代的文化產品形式傳承和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
徐粵春介紹了文藝在構建中華文明標識中的基本路徑，首先是以大眾化解碼傳承人民精神，將中華文明的復雜思想和文化符號通過通俗易懂的方式提煉出來，并通過藝術作品的形式得以展現。
文藝作品還要貼近當代人的審美追求，滿足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通過時代化的轉化，為文藝創作帶來新的活力。比如《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白蛇：緣起》等，都是借助經典作品進行時代化創新，賦予傳統故事以新的精神內涵，從而契合當代人的精神世界。
徐粵春強調了文藝作品在國際化傳播中的重要性，文藝作品需要具備國際視野，通過跨文化的表達方式，將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傳播到全球。還要構建具有辨識度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確立中華文化主體性。例如，“龍”作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符號，通過影視作品、圖書、游戲等走向海外，使國際社會對中國人的認知發生正向積極的變化。
但在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過程中也要避免實踐偏差，徐粵春說：“首先要避免符號化的堆砌，過度使用傳統符號容易導致作品形式大于內容。其次是警惕功利化的模式，追求商業利益而忽視文化內涵的深入挖掘。同時應防范淺薄化，對經典IP的濫用是對傳統文化的傷害，容易導致文化內涵的流失和變異。因此，需要建立起重大文明標識符號使用的規則制度，確保文藝創作能夠真正發揮其凝聚人心、增強民族認同的作用。”
記者 蘇瑜 通訊員 王望/文 徐宗福/圖
